◎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第1页共17页1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1）；开放时代，2008（2）[内容提要]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本文认为，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Abstract：Twomajorschoolshavedominatedthesociologyofdevelopment：themodernizationschool，whichfocusesonthemodernizationofWesterncountriessincetheearlymodernperiod，andthedevelopmentschool，whichconcentratesonsocialdevelop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especiallyLatinAmerica，Africa，andsomecountriesandregionsinEastAsia)sincethe1960s.Thispaperproposesthatthetransformationtakingplaceinsuchsocialistorex-socialistcountriesasChina，theformerSovietUnionandtheEastEuropeancountrieshavepresentedaseriesofissuesthatmayradicallyalterandexpandthesociologicalhorizon.Inadditiontotheafore-saidmodernizationtheoryanddevelopmentaltheory，athirdtheory，i.e.，thatoftransformation，isinorder.与20世纪最后20多年世界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相比，作为一门以研究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无论是对这些变局事先的预测还是事后的解读，发展社会学的工作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本文将探讨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对于发展社会学所具有的学术含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形成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一、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到转型理论发展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并由此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of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ofdevelopment)。现代化理论1950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他们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有自己的丛书和刊物。这个学术圈子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班底。第2页共17页2在50年代，现代化的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工作，从而为后来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工作。在这个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从而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帕森斯的学生列维在1952年出版了《社会结构》一书，形成了他后来研究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罗斯托则开始着手撰写他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因此，当1960年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云集日本的箱根，参加对于现代化理论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现代化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现代化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结构性变迁。尽管其中有些学者不时涉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研究问题，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议题是在研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两分法。即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类型。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的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他们曾经一度将这种内部障碍主要归结为文化与价值观因素。很明显，现代化理论的这种主张，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艾森斯塔特干脆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Eisenstadt，1966)。他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的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响力的衰落、能适应变迁的结构、现代的价值系统等。现代化理论最鼎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与整个60年代。但从6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理论便开始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首先是集中在“传统—现代”两分法上，此外，对现代化理论背后所暗示的单线进化论的理论假设，其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等，人们也提出了诸多的批评。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虽然现代化理论的巅峰状态已经不再，但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近些年来，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的争论，由“后工业社会”论开启先河的各种冠之以“后”的发展理论以及德国的贝克尔教授的再现代化理论等，都有着大小不等的影响力。而且，从这些新的现代化理论身上，我们已经不再能看到像古典现代化理论那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是更纯粹地关心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更高阶段上所面对的独特课题。发展理论当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从而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早期，发展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东亚的发展经验并将之概括为“东亚模式”。第3页共17页3发展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依附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如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都是著名的依附理论家。同时也有一批来自美国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依附理论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行研究，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依附理论基础的是下面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并不像原来人们所认为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边缘的地位。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当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但主要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依附于西方国家而得到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第三世界国家受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Frank，1967；DosSantos，1971；Amin，1976)。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第一，依附论者所讲的依附或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所讲的依赖则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简单的“两分法”的倾向。依附论者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大都市与卫星国、中心与边缘。世界体系论者则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在世界体系理论之后，也曾出现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孕育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发展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并在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但相比之下，其理论的影响力比较有限。转型理论而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学来说，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机制是人们在共同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联系”的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则是“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第4页共17页4础上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共产主义，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的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在向何处去?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GilEyal)和撒列尼(IvanSzele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CapitalismWithoutCapita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