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1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2011年6月）1986年6月，胡耀邦总书记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英、德、法、意四国，在伦敦发生了一起“专机事件”。6月１２日，胡耀邦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定于７点４５分离开伦敦赴德国访问。机组人员提前2个小时进行飞行前的准备工作。但机组人员到达专机前，却发现舱门已经被机场开客梯的工人打开了。按照规定，在飞机起飞前，只有我国机组保安员、英国保安员和英航代理人员三方同时到场验收无误，才可以打开舱门。为什么在英国会出现这天大的事件？原来，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政党只是私人团体或者一般团体，只是竞选的工具和手段，人们对党的领袖并不重视，因而把胡耀邦的专机看作是一般专机，部门之间没有互相通气，没有严格执行手续。在我国，党是高于一切的政治组织，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党的组织是全覆盖的。“专机事件”发生后，中央警卫局决定，为确保专机绝对安全，今后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在国外飞行，恢复由中央警卫局和机组人员共同看守飞机的制度。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党2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是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条件。“领导”和“执政”的区别是“领导”实施的范围比“执政”更大。“领导”既包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也包括对社会的管理，而“执政”仅指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领导方式既可以与国家政权相关，也可以与国家政权无关，而执政方式必须以掌握国家政权为前提，不掌握国家政权，执政方式无从谈起。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利于保证国家民主生活正常化。党的传统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以党代法（以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法律）。以党代法体现为，党的某项政策只经过党中央的有关会议形成决议，未经全国人大批准、确认，就作为国家意志向全国推行。以党代法严重违背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律，导致“人治”大行其道，国家民主生活失去保障。党的政策是由党组织（主要是党的领导机关尤其是党中央）制定的，主要通过思想工作、说服教育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贯彻执行，它不是国家意志，没有国家强制性（党员违纪受处分是党纪的强制）。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法制建设相当重视。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斗争的3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斗争的方法必须跟着转变，完备的法制是完全必要的。但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和刘少奇轻视法制的思想开始泛滥起来。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在会上也指出：“到底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十年“文革”最终爆发。据说，刘少奇被打倒时，他曾手持宪法和党章据理力争，但却没有人用那本连他自己都不重视的宪法来保护他这位经过合法选举的共和国主席了。以党代法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还具有顽固性的影响。“以党代法”的重要表现是“以言代法”。熊德明是重庆的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因为2003年与温总理的一次“接触”，因为温总理的一个批示，她的丈夫拿到了工钱，她自己也成为4“2003年十大经济风云人物”。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温总理关心人民疾苦，为区区一件小事而劳神费力，彰显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执政理念。但它同时也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信息，只有“长官意志”才是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长官意志”的强大说明了法律的弱小。2008年5月22日，温家宝在视察汶川大地震重灾区北川县城时指示，要把北川县城地震遗址保护好，建设地震遗址博物馆。由于温总理的指示，2011年5月12日，总投资达8000多万元的汶川大地震综合性地震博物馆青川地震博物馆终于建成开馆。我们需要领导干部为民谋利，需要批示治国，但更需要依法治国。专家指出，我国特有的上访现象是我国法制不健全的反映。上访的一个原因是上访更省时省事。上访与诉讼相比，成本要低得多。上访的成本无非是交通费、住宿费、打印费，而诉讼的费用就过于昂贵了，诉讼不仅要交案件受理费，还要交律师服务费，这不是老百姓能承担得起的。上访的主要原因是老百姓希望惊动更高层次的党政官员来为自己解决问题。上访一般不在司法部门进行，而是在党政机关进行。上访只要得到一个党政官员的批示，就可以在有关部门一路绿灯地解决问题。党政官员越是能够解决问题，老百姓就越是不相信法律，老百姓就越是喜欢上访。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恶性循环。但老百姓喜欢上访，说明老百姓仍然信任党和政府。但目前党政官员野蛮对待老百5姓上访的事件密集性地发生。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说：“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陕西富平县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处理进京上访农民。专家指出，如果上访这条路都被堵死了，不出现天下大乱，后果肯定也是不妙的。2010年3月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载文指出，中国的一党制优于西方的多党制，它能通过互相补台实现共赢，避免相互拆台导致内耗。一是一党制可以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二是一党制可以带来高效率；三是一党制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腐败不是一党制造成的，相反，一党制可以更有效地遏制腐败，因为一党制能更有力地打击腐败。在中国，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在一定条件下却是合法的。西方的民主，必须有选举，而选举必须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在西方，色情和赌博大都是合法的，而在中国却是非法的。合法化的结果是减少了腐败，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的范围。中国把嫖娼、赌博、权钱交易算入腐败中，腐败自然要高于把这些行为合法化的西方国家。四是一党制可以避免政治人才的浪费和短缺。中国的选拔制度把能力看作主要的标准，但在西方，最重要的能力往往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形象、演讲、作秀、金钱支持、政治裙带、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6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分割成几个部分，并随着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原来的政务官哪怕再优秀，也通通要大换血。五是一党制可以催生更负责任的政府。绝对权力有可以导致绝对腐败，但也能催生绝对责任。在西方，政府出了问题可以互相推诿，执政党可以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后也可以说是前任执政党造成的。在中国，官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失职渎职，随时都会被问责。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政府和法院三个相对独立的机构行使）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硬伤：政治效能低下。在西方，议会、政府和法院往往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所操纵，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由不同的党派把持，重大决策往往很难达成共识，形成“议而不决”的现象。即使一些决策达成了共识，但执行中仍然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干扰，形成“决而不行”现象。2011年5月11日，印度上演了一出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的闹剧（印度的中央政府一般无权过问地方政府的事务）：在中央政府执政（总理为国大党资深领导人辛格）的印度国大党总书记拉胡尔·甘地参加北方邦（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失地农民的抗议行动，北方邦警方将拉胡尔·甘地逮捕。在警方执行逮捕时，拉胡尔·甘地主动让警察给自己戴上手铐。但拉胡尔·甘地只在拘留所呆了几分钟就被释放了。印度政坛有个惯例，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因抗争行为被逮捕，他在党内7的地位马上得到提高。拉胡尔·甘地的曾祖父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1964年病逝），祖母英迪拉·甘地（1984年遇刺身亡）、父亲拉吉夫·甘地（1991年遇刺身亡）是印度前总理，母亲索尼娅·甘地是国大党现任主席。为了子承父业，拉胡尔·甘地一直蓄意“作秀”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拉胡尔·甘地被逮捕后，国大党领导人指责北方邦政府违反宪法滥用职权，而由民众社会党执政的北方邦政府则指责国大党在幕后操纵北方邦农民的抗议行动，企图夺取北方邦的执政权。尽管政治效能低下，但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目前还处于领先地位，民众对这一政治制度还具有足够的承受力。（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利于强化国家机关功能。党的传统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集权（权力高度集中）。高度集权体现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高度集权必然导致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功能弱化。西方国家不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西方国家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只表现为政党之间争夺内阁的首脑职位，即政党之间争取把本党的代表人物选进内阁，实现政党执政。学习领导（主要是党政领导）讲话精神是我国政治生活特有的现象。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宪法不如领导看法，法8律法规不如领导讲话。”专家指出，我国什么时候不再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贯彻领导讲话精神”，我国什么时候就迈上了法制的轨道。网友调侃说，外国领导讲话不深刻、不深邃、没有逻辑性，所以不值得学习。专家指出，高度集权是我国腐败和各种社会矛盾问题的“总病根”。2010年5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通过对中国企业高管的调查表明，他们与党政官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客户在一起的时间。在中国，党政官员是获利的关键；在国际上，客户是获利的关键。河南省封丘县委书记李荫奎任期不到一届就受贿1575次，金额超过1000万元，创造了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这个书记曾在干部面前说过一句“名言”：你们要跟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县委就是县委书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它反映了社会现实和老百姓的不信任。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指出，我国当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等，历史上所有先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并不比他们当年严重，我们今天处理这些问题的水平也不比他们当年差劲。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的年均增长速度。2010年，我9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较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3856—11905美元），人均GDP达到4200美元。经济学家丁学良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一党领导的威权体制；二是一切思维和工作都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控制体制；三是由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邹东涛指出，我国经济的成功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权威政府，实行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论滞后”的非对称改革。我国在欧美一直不很受民众欢迎，而且近年来一直在下滑。我国不受欧美民众欢迎主要有三个原因：我国政权的威权性质、经济和社会权利先于政治和公民权利、我国对西藏的政策。在西方人眼中，多党竞争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但中国没有实行多党制。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指出，西方国家的一些民众说“中国入侵西藏”，这是站不住脚的。入侵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有过独立。但西藏没有独立过。1912年辛亥革命前后，西藏宣布过独立，但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国家都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当时中国内乱，中央政府无暇自顾，但也没有承认西藏独立。按照国际法规定，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是不算独立的。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思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思路是依10法治国、依法执政。专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突出的改变是动力机制的改变，而不是执行的政策、方法和手段的改变。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