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私用合法化是进步还是倒退

公车私用合法化是进步还是倒退？2011年02月25日08:59:13来源：半月谈【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苏志佳2月22日在参加“两会”分组讨论时,主动谈起广州公车监管措施。未来,广州市公车将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实行分级管理,经批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措施,试点单位估算,拟按照每公里1.5-1.7元收费。(2月23日《广州日报》)公车私用现象是公车领域的顽疾。对此，公车监管制度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致力于消除公车私用现象，让公车回归其本来的功能定位。而广州市拟开放公车私用，即使并非象征性收费地有偿使用，显然也与公车改革的旨趣背道而驰。漫画/唐春成开放公车私用能否抑制特权福利这一举措普遍被公众解读为“开放公车私用”，也就是说公车改革走进了由堵改疏的制度设计路径：公务人员要私用公车可以，但是前提条件是在私用的期间内，使用者必须是有偿使用，类似于公务车辆在公务之余出租给公务人员。无疑，这确实有利于彰显公平，并且作为配套，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还提出了为公车喷涂单位名称和监督电话，方便市民监督公车私用的情况。可以说，有了GPS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开放公车私用的制度设计对于公车改革而言，堪称进步举措。但是回归现实，我们不禁担忧：如此苦心孤诣设计出来的公车改革制度，最终会否再次沦为花把势。毕竟，无论是之前的“O”牌还是为公车配备识别标识，抑或是公车集中管理，各地都曾做过尝试，但是公车滥用却还是屡禁不绝。也就是说，无论是标识识别还是GPS，接受公众监督的意愿是好的，但监督的效果委实不容乐观。既然监督不容乐观，那么似乎可以推定，所谓的开放公车有偿私用也未必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很容易掉进公私模糊的陷阱。公车在什么样的使用状态下属于公用，什么时候又属于私用，恐怕很难界定。GPS也许能够定位公车的路线和历程，但却定位不了车辆使用的性质。即便是公车使用情况有内部管理和登记，但是公车使用的信息得不到公开，GPS监控恐怕难以产生实质效果。更何况，即便公私能够厘清辨明。这样的制度设置难逃有偿使用公车沦为公务人员变相福利的嫌疑，毕竟从开放公车私用的租车价格来看，是低于市场标准的，更像是象征性的补偿。加强公车使用的监督，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体现监督的实效，必须实现公车使用信息的公开。此外除了信息公开，更重要的是要让公车私用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采用柔和的补偿措施来加以限制。没有铁腕整治的手段，有偿公车私用恐怕很难抑制公车泛滥。公布公车数量，公布公车使用信息，强化公众监督并制定配套的惩治措施，这才是公车改革的有效路径。有偿公车私用，抑制不了政府部门公车消费的冲动，更根治不了公车滥用的弊病。虽然强化监督下的有偿公车私用能够降低行政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制度设计很容易沦为制度摆设，尤其是在信息并不透明的现实情况下。因而，改变公车的福利属性，公车才能脱离特权的轨道回归到公务的功用上来。只有削减公车数量，推动信息公开，强化群众监督共同作用，公车改革才能朝着公众期望的目标迈进，依附在公车上的特权才能够得以剥离，路权才能够得到让渡，社会公平方可得以实现。（重庆时报/张勇）公车私用合法化恐背离改革初衷尽管收费标准只是一个误传，尽管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但“公车收费可私用”的改革思路，还是引发了舆论的广泛争议：以后查到就说交钱了，这也太有智慧了？！公务车每一次使用，公里表是否都要有专人来记录？周末早上驾车3公里到某地，晚上回家来回6公里交10元？岂不是比打的便宜多了？原来公务车遇到塞车的时候，还不会跳表？……舆论戏谑般的朴素质问，多少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因此，需要提醒的是，尽管从逻辑上，“有偿使用”确实可以在字面上与“私用”划清界线，但是，它所带来的监管环节的繁琐以及监管成本的高企，是需要决策者慎思的。更何况，每公里1.5-1.7元的估算，如果最终收费标准低于广州目前出租车收费的话，那么，在公众的认知中，他们会认为，这远非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自然就会将这种形式与“特权”或者“福利”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这远离了公车改革的初衷。以收费为名义合法化公车私用的思路，不仅无法在现实中有效减少、杜绝公车私用的现象，反而有为公车腐败留下了制度性后门的忧虑。这让公众对行政权力所表现出来的改革诚意产生了怀疑。比如说，对于之前公车装GPS的争论中，姑且不论技术的单兵突进，能否解决这个困扰了中国至少17年之久的难题，公众一直呼吁公布公车的全部真实数量，可惜至目前为止，就是不见职能部门有什么真正的动作。值得玩味的是，据《羊城晚报》日前报道，广州财政局局长张杰明透露，据保守估计，广州公务车的数量接近20万辆；然而之前有本埠媒体根据广州市政府去年发布的亚运会交通限行措施，估计全广州市至少有31000辆公务车——两个数据相差惊人，究竟哪个才是真的？一个公共议题，却因为信息被遮蔽而变成猜谜游戏，公车改革如何去找到它的逻辑起点？公众担忧的是，“权力通吃”的格局并没有丝毫松动的痕迹。无论是装GPS跟踪还是有偿使用，权力仍然为组织内部“有原则”地掌握，公众依然被认为是置身事外的局外人——在这个意义上的“改革”离制度性的进步恐怕还有一段距离。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总结，在近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凡是涉及减福利的改革都非常神速，如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失业下岗和高收入者的收入申报制度，而凡是涉及削特权的，都进展得非常缓慢，如公车改革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缺乏充分的利益博弈，失衡是注定的宿命。无论是装GPS跟踪系统还是有偿使用，主政者改革的诚意和努力值得肯定和赞许，但是，它是否能够成为悬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恐怕还有待继续观察。（羊城晚报）开放公车私用犯了公私不分的行政大忌毫无疑问，有偿使用使公车私用获得了合法性的外衣，毋宁说这是一个恶劣的先例。一个不能踏破的底线是，公车就是公车，其唯一功能就是办理公务时使用，绝不能在收费的名义下，成为公私两用车。正如，公款就是公款，不能因为你付出利息，就可以挪用。公与私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不能混淆的界限，即使貌似万能的金钱，在此也绝不允许有纵横捭阖的空间。开放公车私用，本质上是对于公车私用乱象的妥协和投机，用金钱做桥梁，踏破公与私之间永不消失的界限，行政伦理将因此而受创。一辆辆的公车，游走在公私之间左右逢源，纵然以收费相标榜，但在公众的眼中，这样的公车都难已再称公车，其纯粹性和功能性已经被铜臭和特权所污染，差不多已经等同于大街上的出租车，反正只要交钱就可以使用，唯一不同的是，这是专供政府官员使用的出租车，没有等车等诸多不便。即使广州市政府的确秉持着某种善意开放公车私用，请问又怎么去界定公车私用？靠一个GPS就万事大吉？又何以去保证，官员们有偿使用的金钱来自自己的腰包？凡此种种疑虑，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开放公车私用有欠审慎，效果不明，负面效应巨大。除了让官员们可以不必再有所顾忌地公车私用之外，其他都是未知之数。若干年来的公车改革，所有的改革举措在执行之前，都无不声称会节省多少多少钱，但一旦执行下去，是否真的就节约了公车成本，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反反复复的改革本身已经足够说明真相，即使不能说尽数归于失败，至少也是理想难以与现实相匹配。而此次广州开放公车私用，能否与众不同呢，恐怕只有等待时间给出答案。失败或者成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开放公车私用本身就是一条歧途。它似乎标志着，政府对于正常框架下的公车监管，已经丧失了进取的耐心，开始因“势”而“利”导起来，打着收费的旗号，向公车乱象举手投降。其中掩藏的巨大的伦理阴影是，仿佛只要收费，只要能节约公车成本，无论什么样的措施，都可以拿来使用。可是，节约公车成本只不过是公车监管的题中应有之义之一，远非全部。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那开放公车私用，向所有人开放岂不是更好，那就不仅仅是节约的问题，而是盈利的问题。然而，我们能这样做吗？我们就守着公车与私车之间的界限，任何试图混淆这种界限的举措都将因公私不分而使行政伦理蒙羞。（红网/张若渔）因私出租不如直接打的公车应该零容忍公车可以有条件私用,这是广州市有关方面在公车改革和管理上的一个“创举”,看似约束了公车私用行为,给公车私用问题增加障碍,但实际上一旦实施,笔者以为只会“作茧自缚”。首先,这样的规定根本就经不起推敲。既然是办私事,既然都要付费,为什么不提倡官员打的出行?反而非得要占用公车资源?同理,既然公车可以以“付费”和“出租”方式改变使用性质,那么,为什么使用范围还只是公务人员?普通百姓行不行?普通百姓也按照这个“付费标准”租用公车办私事,为什么就不行?如此推理下来,上述规定依然只会让人感觉到公车付费的结果依然是“肥”的个别人。其二,历史和实践证明,约束公车私用的最好方式是“零容忍”。以国外先进做法来看,只有彻底杜绝公车私用,才有可能让公车真正姓“公”。笔者记忆犹新的是,2009年7月媒体报道,德国卫生部部长乌拉施密特在西班牙度假时,其黑色奔驰座驾不慎被盗。因此她被指涉嫌公车私用,随后被当地公众冠以“丑闻”、“耗费公民纳税钱”等“罪名”,不仅面临被质询、被迫辞职的险地,而且还影响到所在党的议会选举的选情。这就是对公车私用“零容忍”的真正效果。总之,“公车私用付费”制度,从法理和道理上不仅说不过去,还给人以“放纵”问题之嫌。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难的问题。公车私用要付费,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不堪一击”。使用公车的都是官员,单位的财务人员能据收吗?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如果先公车私用了,查不出来就白沾光,查出来之后才“补费”,反而逃避了监管和惩处,有没有这种可能?还有,官员每次公车私用,还要统计好里程,可行性有多高?这样的规定无疑是专门给公车私用者“开后门”!如此一个稍稍动动脚指头都能知道的漏洞百出的规定,具体操作起来是很难的。（中国网/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