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路上环境保护三个标志

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人类整整走了30年。这30年，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30年，是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和复苏的30年，是人类文明走向绿色文明的30年。回眸这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在这颗星球上发生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其中包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变革。作为一个见证人，我亲眼见证甚至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变革，我愿意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变革的喜悦和欢欣。第一个路标：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也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呢?我想这与人类一直在寻求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有着密切的关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无论是原始经济时期、农业经济时期，还是工业经济时期，追求GDP的增长这样一种发展观一直统治着人们的认识。18世纪初工业革命后，随着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热”。在这一阶段，发展主要是按经济增长来定义的，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为根本目标，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失业等固有的社会矛盾，而且加剧了南北差距、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更为广泛而严重的问题。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人类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公害事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冲击后，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和总结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可克服的矛盾，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反污染，争生存”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人们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发展的观点，其中最醒目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10年》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虽然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发展本身除了“量”的增长要求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总体的“质”的方面有所提高和改善。在这期间，学术界也十分活跃。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美国出版，书中列举了大量污染事实，轰动了欧美各国。书中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1972年由罗马俱乐部编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借助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了“零增长”下“全球均衡”的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过于悲观，但却促使人们重视全球性战略问题的研究，提醒人们注意地球的承载能力，提出了“不要盲目地反对进步，但是反对盲目的进步”等有益观点。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路标。这次会议对推动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文件上：其一是由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为会议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这是第一本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最完整的报告。报告不仅论及污染问题，而且还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困境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和研究。报告始终将环境与发展联系起来，特别指出：“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这份报告对斯德哥尔摩会议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可以说成为会议的基调。其二是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指出：“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宣言》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所采纳，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环境法的重要根据和国际环境法的重要指导方针。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将环境问题严肃地摆在了人类的面前，唤醒了世人的警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开始把环境问题摆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统一审视，寻求一条健康协调的发展之路。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让闭目塞听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睁眼看看世界。这次会议无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环境启蒙，使我们开始看到了自身的环境顽疾。1973年，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大门。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国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第二个路标：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自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人类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了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研究发展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综合发展观”。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指出新的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其经济发展不仅包含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收入结构的合理化、文化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增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体现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的同步进行。这种新的综合发展观在实践中逐步演变成“协调发展观”。在西方，这种发展观把发展看成是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生态协调等多因素的综合发展。1987年，联合国委托以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交的著名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从这个定义看，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基本原则：(1)公平性原则，包括时间上的公平和空间上的公平。时间上的公平，又称代际公平，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空间上的公平，又称代内公平，是指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人们都应享有同样的发展权利和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2)持续性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是以不逾越环境与资源的承载能力为前提，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3)共同性原则。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过程不可能一样，但都应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应该是共同的。与此同时，这份报告又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比较具体的目标：(1)消除贫困和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2)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3)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给年限，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4)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5)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6)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危险的有效控制。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又共同发表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提出：“要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并且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着重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即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生存战略》认为，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但是，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须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障人类平等和自由权利的环境，才是真正的“发展”。尽管人类探索的脚步没有停止，但由于人类行动的脚步过于缓慢，全球的环境状况却在日趋恶化。20世纪80年代，人们相继发现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和“酸雨沉降”三大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意识到这些问题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为此，1989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一次环境问题的首脑会议，以纪念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召开20周年，并“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相互需要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奠定全球伙伴关系的基础，以确定地球的未来”。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李鹏总理作为中国政府首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很荣幸，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也出席那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直接成果是通过并签署了五个重要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所有类型森林问题的不具法律约束的权威性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中《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为今后在环发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确定了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也是对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一次积极探索。环发大会共识的核心是：要以公平的原则，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这一点在《里约宣言》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已经被清楚地阐明。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应承认对造成目前环境恶化状况负有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应该援助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努力。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具体地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要求是：(1)发达国家必须改变目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包括改变现有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减少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通过“把自己家里先整顿好”来为其他国家做出示范，也就是说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率先做出表率。(2)发达国家通过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发展，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能力保护和改善环境。(3)国际组织及机构采取措施，保证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4)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些关系问题上，如环境与贸易问题、知识产权与环境技术转让问题以及保持当地传统文化等问题上，必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与权利，不以环境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贸易设置壁垒。里约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让世界各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并在发展中开始付诸实施，这是人类发展方式的大转变，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当然，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只是在开始推行，道路崎岖而漫长，但重要的是找到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应该看到，各国在环发大会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来之不易。它既是人类在长期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得出的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国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政治性谈判的产物。为此，环发大会倡导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以新型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世界范围的合作，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远大目标而共同努力。我们把这种在环发大会中表现出来并为各国承诺的合作精神，称为“里约精神”。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里约环发大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中国邀请41个发展中国家在北京举行了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阐明了对世界环境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环发大会期间，中国同“77国集团”加强合作，在立场一致的基础上，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文件或决议草案，成为南北双方谈判的基础性文件，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关于加强环发领域国际合作的五点主张，受到了会议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好评。李鹏总理还代表中国政府在五大国中率先签署两项公约，体现了中国对全球环境与发展事业的高度重视。中国为环发大会的成功召开发挥了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