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代散文

司马迁与史记一、汉代文学的分期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①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②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新体赋定型成熟，史传文学《史记》写成，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司马迁等；③由元帝到东汉和帝，是西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出现第二次高潮，《汉书》写成，代表作家有扬雄、班固；④从安帝到灵帝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抒情短赋出现，五言古诗成熟，代表作家有张衡等。二、司马迁与《史记》（一）、《史记》的民族凝聚力《史记》被鲁迅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原因有四：1、民族文化的浓缩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如主张国家、民族统一的历史观；主张贤人治国，反对暴政的政治观；主张农、工、商、虞并行发展，人人致富的经济观；主张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义利观；悲壮浓烈的生死观等等。3、历史与文学的成就光照千古4、崇高的人格，创新的精神，激励人生奋发有为。《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二）、司马迁的时代《史记》产生在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绝不偶然，东汉史学家班固对这一时代曾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碑，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1、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司马迁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２、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3、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晃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想我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失错乱。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不断地在各地发现。自曹参荐举盖公讲论黄老之道，而贾生、晃错通晓申不害、商鞅之法，公孙弘以儒术显贵，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三）、司马迁的家世1、家族的影响司马迁将自己的家世追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命火正黎以司地”，也就是掌管天文地理。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司马迁以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而自豪，因为这样的家传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知识和经验，还培养了司马迁优良的史学品德，即：“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在司马迁的祖先中有两位杰出的军事人才司马错和司马靳，他们对司马迁掌握军事知识和战争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关系。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曾七次出征，为秦西取巴蜀、南夺楚黔中地、东伐魏，拓境过安邑，使秦国土地扩大两倍。司马靳是司马迁的六世祖，与白起一起参加过著名的长平之战。在司马迁的先人中，还有两个经济方面的人才．一是他的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管理铁矿的官；二是他的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代长安做过管理长安集市的市长。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朝野上下皆“重农抑末”，司马迁能有非常先进的工商业思想，无疑也有家传影响。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学识非常渊博。他的著作是《论六家要旨》，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他的学识和道家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县治在陕西韩城西南。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2、司马迁的经历少年时代——“读万卷书”：“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少年时代在家乡耕牧读书，十岁左右诵读古文。约十七岁时，又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董仲舒青年时期的漫游经历。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入仕为郎中、奉使西征、跟从武帝巡游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准确地把握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感受到汉家盛世威武雄壮的主旋律.继任太史令潜心修史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司马谈有志于“史记”，未就而卒。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业，做了太史令，遍览皇家所藏史料、图籍和档案。42岁时，正式开始《史记》的写作。（四）司马迁受宫刑与忍辱著书１、受祸始末司马迁因李陵事受宫刑事件的前后，记录在《汉书.李陵传》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史记.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２、司马迁为何为李陵说话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李陵还没有覆没的时候，曾有使者来报告战况，汉朝的公卿王侯都举杯向皇上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奏章知道后，皇上为此吃饭不香，上朝不乐，大臣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私下没有考虑自己的卑贱，看到皇上的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认为李陵平时与军官们在一起，甘美的食物自己不吃，分东西自己少要，能使人们拼死为他效力，虽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李陵虽然兵败陷身匈奴，看他的心意，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报效汉朝。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他消灭了那么多敌军，这战功也足能显示给天下了。我心中想陈述这个看法但没有机会，恰好皇上召见问话，我就按这个意思阐述李陵的战功，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堵塞怨恨李陵的人所说的坏话；司马迁天真率直的个性把现实中的君王理想化战国重视士者汉代屈臣而伸君扶助弱者的侠客义气３、汉武帝为何如此动怒《报任安书》说司马迁出于对皇帝的忠心和极大的公愤发表意见之后，“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汉武帝发怒还有更早的原因：《西京杂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帝怒，削而去之，后坐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刘邦的无赖性格表现不喜儒生，有戴儒冠来见者，“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生列传》）彭城大败于项羽，逃亡中“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坠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项羽本纪》）项羽威胁欲烹太公，刘邦云：“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本纪》）周昌求见，刘邦“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张丞相列传》）刘邦周昌曾经有一次在高帝休息时进宫奏事，高帝正和戚姬拥抱，周昌见此情景，回头便跑，高帝连忙上前追赶，追上之后，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周昌挺直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高帝听了哈哈大笑.休息时间，夫妻拥抱在一块儿，今天看来，本无可厚非，但周昌入内，本应“非礼勿视”，却被他看到了，所以只有逃跑了事。偏偏又遇上了一个颇不检点的皇帝，追上之后，还要骑在他周昌的脖子上问他。在这里有两个关健的句子，一是“骑周昌项”，一是“昌仰曰”。前一句只是捎带着一笔，用一个动作，就把刘邦的流氓气质刻画得维纱维肖；后一句只用了三个字，就把周昌那耿直、刚强、不屈不挠的性格刻画得非常突出。４、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动力司马迁称言李陵之功，因而以“诬上”下狱。家贫无以自赎，交游莫救，出于创作《史记》的考虑，他被迫接受腐刑。这使他对武帝的横暴，法吏的残忍，上层社会的冷酷等，有了深切体会，生死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他发愤写作《史记》增加了动力。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负重，续撰《史记》。大约征和二年（前91），他完成了《史记》创作，此后不久，与世长辞。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动力第一取决于司马迁的人生观和生死观第二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充满了自信攻读、游历、遗命、蒙辱，这种特殊的生活遭际人生道路，成就了司马迁的史才、史德、史胆、史识，使他具备了完成伟大历史巨著的主客观条件，创造出了充满生机、活力、浪漫精神和斗争精神的千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