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儒学

科举与儒学问题•（1）什么人该管理我们：道德，能力•曹操：唯才是举•（2）科举考试是考能力还是道德•（3）儒家与科举的关系钱穆论科举•此制用意，在於用一個客觀的考試標準──此項標準，一則求其公平，不容舞弊營私。二則求其預備之單純與統一，既避免經濟上之限制，使貧民亦有出身；又間接助長國內風俗教化之統整，以輔大一統政府團結與鞏固──來不斷的挑選社會上的優秀分子，使之參預國家政治。•此制的另一優點，在使應試者懷牒自舉，公開競選，可以免去漢代察舉制，必經地方的一重選擇。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會階級之存在──人民之優秀分子均有參政機會，新陳代謝，決無政治上之特權階級。可以促進全社會文化之向上──政權解放，民間因按年考試之剌激，而文藝學術普遍發展。•可培植全國人民對政治之興味而提高其愛國心──全國除去王室有永久之地位外，國家政權全部公開於民眾。•可以團結全國各地域於一個中央之統治──各地域按名額獲得其進士參政權，而歷年全國各地士子雲集中央會試，對於傳播國家意識，交換地方情感，融鑄一體，更為有力。•這一個制度的根本精神，還是沿著兩漢的察舉制推進，並無差別──這是中國史意味深厚處。漢唐盛世的花朵，從同一根本上壅培出來──不過是更活潑更深廣的透進了社會的內層。•（錢穆《國史大綱》）•錢穆以为科舉制度有下列優點：A.客觀公平，不受經濟的限制，可以消融社會階級；B.可以免去地方政權的一重別擇；C.政權解放，可以不斷挑選社會上之優秀子參預國家政事；D.可似促進社會文化之向上；E.可以培植人民之政治興味而提高其愛國心；F.可以促進全國之團結。（徐復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漢代）州舉里選之法（即察舉制），人材的標準是行為名節，選擇的根據是社會輿論；入仕的途徑是公府辟召，郡國推薦。科舉在事勢上只能著眼於文字，文字與一個人的行義名節無關；這便使士大夫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脫節，使知識分子對文化無真正底責任感，使主要以成就人的道德行為的文化精神，沉沒浮蕩而無所附麗。文字的好壞，要揣摩朝廷的好惡，與社會清議無關，這便一面使士大夫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可完全棄置其鄉里於不顧，完全與現實的社會脫節，更使其浮游無根；一面使朝廷再無須、亦無法，與社會共人才進退之大權。州舉里選的一點民主精神，因此一變革而掃蕩以盡。科舉考試，都是「投牒自進」，破壞士大夫的廉恥；使士大夫日趨於卑賤，日安於卑賤，把士人與政治的關係，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之門，把讀書的事情，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工具。州里選舉的士大夫與政治的關係，是由下向上生長；而科舉考試下的士大夫與政治的關係，則全靠天朝的黃榜向下弔了下來。做皇帝的由此而更存輕視天下之心，更獎借其專橫自恣的妄念。•A察舉制是以人的行義名節為標準，可說是一點民主精神；而科舉只著眼於文字。科舉考試的弊端，是使主要成就讀書人的道德行為的文化精神，蕩然無存。B.文字之好壞，只須揣摩在上位者的好惡，使士大夫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都和現實社會脫節，使察舉制的一點民主精神，掃蕩以盡。C.投牒自進，破壞士大夫的廉恥，把士人與政治的關係，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之門，把讀書的事情，簡化為利祿工具。D.科舉考試，是由上而下，全靠天朝施恩，使皇帝更存輕視天下之心，破壞了察舉制由下而上的政治關係。周代的选举•《礼记·王制》中记载：“乡老论士之秀者，升诸司徒月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着，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然后因其材而用之。”汉之后的选拔人才制度•汉以后到科举制度实施之前，主要的选举制度有：察举（举孝廉和举贤良）、辟举、九品中正制、学校、荐举、征召、上书自荐、技艺入仕等，在这些制度中，理论上是主张“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的原则并在实践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呈现，但不受门第等因素影响的相对客观的选士制度要到隋唐才建立起来。唐代的制度•唐代的考试制度主要沿袭隋朝的制度，但更为完备。其中最受重视的是贡举，《新唐书·选举志》记载贡举的考试内容时说：“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这么多的科目，可以看出主要的内容为儒家经史和礼乐知识，而且面相当广，有利于士子们选择。在这些科目中，进士科和明经科最受人追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新取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称“探花宴”。这时要选出两名少年俊秀的进士为探花使，令他二人遍游长安名园，采摘各种名花点缀宴会。所以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其登第诗中诵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陈世美及其他•《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程国赋《唐代士族之家不愿娶公主之原因考述》一文，从3个方面探讨了“士族之家”“不乐国婚”的原因。其一，当时有仪礼制度规定：一般人只为妻子守丧1年，而如果老婆是公主得守丧3年，这使很多人感到不便。其二，李唐皇室源自突厥，而非汉族，在婚恋问题上，李唐皇室也继承了胡夷之风，显得过于自由乃至放纵。当时的所谓“山东大族”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颇有“绅士风度”，他们鄙弃皇室的文化传统、家法门风，所以不愿与皇室联姻，既不愿意嫁女于皇室，也不愿娶公主为妻。其三，不少公主不修妇礼，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甚至是恶劣的影响。唐朝公主豪侈、骄纵者有之，专横、淫荡者有之，妒悍、残暴者也有之，公主不修妇礼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并不少见，这在历朝历代中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它与北朝以降的“胡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宗纳弟媳杨氏为妇，高宗以父亲宫中的才人武媚娘为皇后，玄宗强占儿媳杨玉环，武则天公开招面首，都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宋代朱熹曾经说过：“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类》三）考棚“糊名”、“誊写”、“保任”•宋代的科举制度虽然因为政治的角力而屡经反复，其基本格局依然继承了唐代制度。但在考试的规则上有进一步的完善，比如出现了“糊名”、“誊写”、“保任”等防止考试作弊的办法。所谓糊名，就是将考生的姓名“封印”，即考官在评价的时候并不能知道考生的姓名，“誊写”算是“糊名”的补充，因为通过将考卷誊写成统一的字体，可以防止从笔迹来判断考生的身份。这些原则主要是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而“保任”主要是让一些地方的官员为该地方的考生的道德品质作出担保。宋徽宗•未做皇帝之前。就喜好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画家往来。即位以后。在书画方面却取得了很大地成就。并对中国绘画地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画院地重视和发展。他于崇宁三年（1104年）设立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摘古人诗句作为考题。考入后按身份分为“士流”和“杂流”。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地方。加以培养。并不断进行考核。入画院者。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当时。画家地地位显著提高。在服饰和俸禄方面都比其他艺人为高。有如此优厚地待遇。加上作为书画家地徽宗对画院创作地指导和关怀。使得这一时期地画院创作最为繁荣。在他地指示下。皇家地收藏也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并且将宫内书画收藏编纂为《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成为今天研究古代绘画史地重要资料。“踏花归去马蹄香”这个考题也是独具匠心的，考题一出，整个考场上考生们几乎都在画马画花、达官显贵、文人仕女，他们均穿梭于花丛之中，赵佶看后很不满意。但就在最后几张卷子中，赵佶被一幅画吸引了，一匹骏马缓步走来，几只小小的蜜蜂在追逐着马蹄。看来作者的巧妙之处就是马踏上了花后竟然引来了蜜蜂，画面上既表现了“踏花归去”又表达了“马蹄香”。这就是作者的巧妙构思，故而理所当然地被评为第一名。明代•《明史·选举志》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首先明代的考试范围有了变化，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内容；其次，答题的方式有了一种标准化的文体，即八股文。逐步有确定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保准解释。•考试的方式也有一些变化，开始了每三年一次的“大比”。整个考试分为三个阶段，乡试（在考生所在的省举行的考试，中式者为举人）；会试（各地的举人到京师参加的考试，中式者为进士）；殿试（会试成功者，由皇帝直接在宫廷里策试，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八股文•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童生•在这些选拔性的考试之外，还有童生的考试。所谓的童生，并不是完全按照年龄来判定的，无论年齿大小，凡是没有取得县、府学生员的都称之为童生，这个资格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参加选拔考试的基本条件。童子试•童子试亦称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绅士•所谓绅士,指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经济结构中是地主,在政治结构中则为官员,做官需具备功名,功名的取得主要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绅士,其主体(不在人数而在地位和影响)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结合,有足够田地是绅士的基本条件,做官从政和居乡为绅不能得兼于一时,通常是做官在前为绅在后。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官员是以后的绅士,而现在的绅士就是过去的官员。按费孝通的说法,官员是其职务,私人身份就是绅士。张仲礼注重功名与绅士之间的关系,于是将绅士再分为两类,官员和地方绅士,后者占绅士中的大部分。中国传统社会是散漫的农业社会,除高高在上的皇帝,主要由两个群体——农民和绅士组成。农业社会,不存在自上而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和完善的社会服务,农户聚族而居的村落,分布在广大土地上,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食其力,维持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绅士的生活,建筑在农民劳作之上,且享有声望和特权,但绅士的角色不全是负面的,在乡间,他们威福的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的官僚体系无法顾及而又不可缺的社会职责,他们组织公益活动,为邻里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组织团练和参加协助征税,还在文化传承上担负着弘扬儒学、维系道德规范的责任,如维护寺院、开办私学等等。(书院•①、中央官府设立，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②、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