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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的回顾与反思摘要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大逃港”催生了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深圳的落后的面貌,推动了深圳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逃港潮这一历史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关键词逃港潮、改革开放一、“大逃港”的背景和原因(1)1950-1960年代的香港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数以万计的人为了逃避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从大陆逃到香港。香港人口于是由1947年的175至180万人增加至1951年的201万人。新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技术和资金带来了香港。因大陆中央推行公私合营政策,进而实行完全的国有化政策,不少公司把办事处从大陆各大城市搬到香港。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朝鲜战争时期,联合国宣布向大陆实行禁运,本来依赖转口业的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香港经济迅速发展。香港的1960年代跟随过去十年的步伐,继续发展与扩张制造业。强劲的经济增长令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新加坡、韩国、台湾齐名。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加上政府也积极发展基础建设及公共房屋,香港居民的生活质素普遍有所改善。香港纺织工业发展在1960年代得到很大的成功,约有625,000人直接或间接投身这个行业,纺织业亦由最初以棉织业为主,其后逐渐发展出毛织业,到1960年代后期更扩展至人造纤维和成衣制造业。而香港输出的纺织品和成衣,占1960年代本地产品出口总值51%以上。(2)五七逃港:“一方面是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群众没饭吃。”北京一声号令,全国农村“合作化”突然加速。农民手上的土地要交回到“集体”去。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宝安县农村一度有“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其表现为农民普遍要求“退社”。但反击“退社”和“整风”的运动接踵而至,人民的反抗被枪声镇压。宝安县那些被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多了一条出路:逃港。农民对强迫入社不满,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同时,粤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逃至南粤,在深圳罗湖桥集体要饭,并要求到香港投亲。宝安县难以控制局势,只好请求上级放宽让一部分群众去港。(3)六二逃港:饥荒的出路1959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那个时候,宝安农民的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有的农民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为7毛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为70港元,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到:“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就在这时,饥荒也蔓延全国。大家开始从“大跃进”的狂热中清醒。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供”的八字方针。不久,宝安县向广东省委要求“放宽边境”。最后,广东省委下发报告:开放边境口子,让农民自由出境。允许农民与香港做小额生意。在特殊政策下,宝安县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从全国、全省来看,饥荒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可怕的饥荒蔓延全南粤。在这形势之下,1961年7月20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六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4)1978年:外逃风又起20世纪60年代初期,宝安县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口号,执行“三个五”政策,得到了陶铸的支持。几年后,宝安的人民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日子。不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1978年,粉粹四人帮的惊雷响过,历史新的一页翻开了,万物复苏。“逃港风”又起来了。深圳又陷入“偷渡风”的漩涡中。二、数字下的“大逃港”逃港浪潮的历史跨度30年。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学者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1962年的逃港潮有如“大军南下”。据宝安县文献记载,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拿着一根木棒,带头者声称:“谁阻止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三、“大逃港”逼出“改革开放”(1)最早的“开放”1961年6月9日,中共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递呈了要求出口柴草的报告后,1961年8月27日,中共宝安县委又向广东省委递呈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报告》。报告中划出了“开放”地区的范围: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附城、沙头、南头、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等十四个公社和沙河农场。后一步再开放龙岗、平湖等八个公社。广东省委在一个月之后同意了这一要求。《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批复)发文(61)(四)字第111号》文中说:宝安县委:省委原则上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一)开放地区,以边防线为界,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在边防线以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二)出近地点,目前可暂以罗湖、文锦渡、大铲、沙鱼涌、沙头角、沙头、蛇口七处为特定地点。……(四)社员个人携带出口的物品……进口的物品以自用、家用为限。严禁贩卖贩买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每月去香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没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5元。这就是有名的对外开放“三个五”政策。由于60年代的困难环境所迫,当时的宝安县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一块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政策的“特殊地区”。(2)邓小平:“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据说,在深圳地方负责人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1980年,深圳设立了特区,从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转了。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回忆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甚至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人又陆续回来了。(3)习仲勋:“人民会用脚投票”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四、深港现状及反思(1)深港关系的巨变“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所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2010年深圳的GDP达到1.5万亿元,而人均GDP更是在2008年就雄居全国第一。”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飞速发展,这种“深圳速度”,足以让香港眼红。而在深圳人的心中,一种骄傲和欣慰早已取代了以前对香港的羡慕和向往。如今香港对于深圳和大陆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消费场所或者旅游胜地。有人说:“香港对于我们深圳人来说,只不过是个山姆会员店而已。”除了正常的消费和旅游之外,当然还很多深圳居民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跑去香港“偷生”。还有一些人则专门从事将电子产品、奶粉等物品“走私”到深圳,俗称“水客”。而“偷渡”这一现象,显然已然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作为深圳的本地人,我对这部分历史一直很感兴趣,对深港关系这种微妙的变化也会给予更多的留意。在村里,村民戏称偷渡者为“香港佬”。本人的爷爷于70年代通过爬山偷渡至香港,在香港找到工作并且落户。随后奶奶也随爷爷迁至香港。两人持“回乡证”往来深圳和香港之间。在70年代,偷渡至香港的爷爷在香港打拼,每月给家里寄回的财物足以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甚至让原本穷苦的家变得相对“有钱”。据父亲所说,他们的父辈偷渡去香港后,家中的小孩不愁没新衣服穿、没零食吃。而如今,曾经偷渡至香港的“香港佬”们早已风光不再。身体和容颜都随岁月老去,再也不能靠在香港做苦力活来养家。甚至这群“香港佬”们,因为年轻时候在香港卖命干活,落得一身毛病。现在,在香港的生活远比在家里要苦。物价高昂,在伙食上面的支出比深圳多出一倍。房屋拥挤狭小,居住环境差。难以融入当地文化,没有归属感。而在家里,仅靠城中村房屋出租的租金,就足以让一整家人过得富足,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在其他方面,深圳都逐渐甚至已经比香港做的要好。以下是香港回归后的深港大事件: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2005年5月,香港政府表示,香港地铁将与深圳地铁在福田口岸和罗湖口岸接通,两地陆上将直通一体。2006年9月7日,香港政府宣布:将边境面积缩小七成。深港边境,慢慢变成了一条窄窄的“走廊”。2007年7月1日,连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桥接通――桥下正好是当年逃港者下水的深圳湾。两地海上直通一体。2009
本文标题:“大逃港”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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