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剿匪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剿匪记匪之述匪患是一个“毒瘤”，在中国早已存在。在古代，“绿林”一般是“土匪”一词的代称。《后汉书·刘元传》记载：“诸亡命藏于绿林中。”隋唐以后，一些占山为王，或落草为寇者，均称“绿林道”或“绿林好汉”。至清朝，凡涉及土匪问题的官方记载，多用“盗”、“贼”和“寇”等描述。清朝末期，伴随着白莲教的出现，一个新字“匪”便应运而生。随着清朝越来越注重其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匪”字的使用日益广泛，常常合成为“盗匪”、“匪徒”和“土匪”。清末民初，人口急剧增加，加之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吞并占有，大量的劳动人口被从农耕土地上排挤出来，弱者行乞为生，强者流为盗匪，这些以打家劫舍为特点的强盗就被称之为“土匪”。如豫西一带，自清末至1927、1928年间，土匪猖獗，全境20余县几无一片净土，近代土匪发展民国时期土匪活动达到高峰，尤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祸横起，各级政府疏于对天灾的预防，水旱灾害也给农民造成极大痛苦，导致大批民军投奔“绿林”。湘赣边、赣粤边、湘粤赣边绿林、刀客、大盗蜂起，井冈山成“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湘西湘南以连年兵灾，农民从半入伍为兵，或竟流而为匪”。据当时报刊记载：1913年5月，河南大旱，“灾民流而为匪，成群结队，四出抢劫”。1914年，四川“为冻馁所迫之饥民，加入匪群中，日甚一日”。1918年，山东遣散民军数万，自流为匪，“藉以苟延其生命”。湖北“荆襄独立，所有散兵，皆多化为土匪”。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匪情况(一)民民国土匪以其人数多、影响大、分布广、组织程度严密和武装水准高，成为民国一种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对其颇有研究的英国学者贝思飞教授把这些土匪群体大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单纯的匪帮，往往呈季节性，在小范围活动；综合的匪帮，人数规模略大，持续时间较长，活动范围稍广；匪军，有成千上万人的规模，往往控制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酿成大规模叛乱。单纯的匪帮、综合的匪帮都是以抢劫财物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性土匪，从匪的动因是由于在饥荒面前走投无路，或是面临着一时的经济危机，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只是偶而参与的“临时性土匪”，但有的把土匪活动当作自己终身的生存之道的“职业性土匪”。至于匪军则属于政治性土匪，虽然他们也掠夺财物，但相比社会性土匪，他们流氓习气较重，社会危害较大，政治目的相对明显。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匪情况(二)民国时期土匪活动达到高峰，尤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祸横起，各级政府疏于对天灾的预防，水旱灾害也给农民造成极大痛苦，导致大批民军投奔“绿林”。湘赣边、赣粤边、湘粤赣边绿林、刀客、大盗蜂起，井冈山成“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湘西湘南以连年兵灾，农民从半入伍为兵，或竟流而为匪”。据当时报刊记载：1913年5月，河南大旱，“灾民流而为匪，成群结队，四出抢劫”。1914年，四川“为冻馁所迫之饥民，加入匪群中，日甚一日”。1918年，山东遣散民军数万，自流为匪，“藉以苟延其生命”。湖北“荆襄独立，所有散兵，皆多化为土匪”。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匪情况(三)解放前后的士匪按其活动地域大体上可分四种情况：一是山匪。土匪盘踞山林，占山为王，如滇川康三省交界之地、福建的闽山、湖南的湘西山区，成为土匪的渊薮之地。因为在这些省与省或县与县交界地区，又拥有群山或森林的保护，解放军势力较弱，土匪活动较为方便。二是湖匪。土匪在内地水路、湖泊和港湾，任何河流汇聚或分叉的区域啸聚党羽，如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区域就为土匪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巢穴。三是海匪。土匪利用沿海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安营扎寨，因为这样的地形进可攻，退可守，靠抢劫生活通常要比靠捕鱼糊口更容易，如福建、浙江的海匪。四是国界线上的土匪。土匪在国界线上的活动也很活跃，有时候还能煽动一个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反对另一个政府。如云南省金平县的土匪在解放初曾与侵略越南的法军和保大傀儡军相勾结，他们扶植从我国境内逃窜出去的刁家柱匪部，不断袭击破坏云南猛拉地区土匪的危害(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正当我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之时，土匪不甘心失败，与各地的反动势力相勾结，进行疯狂的反扑，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匪患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为土匪的危害(二)其一，宣传反动口号，妖言惑众，蛊惑人心。云南易门县的土匪，组建“抗粮队”、“抗粮委员会”等反动机构，并制造谣言，“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李弥的部队占领保山了”，并扬言不参加“滇西纵队”的人要“全家杀光”。云南哀牢山的土匪欺骗和威胁群众说：“征粮是整穷富人，饿死穷人”；“大军是山中的流水，老百姓是石头。水流走了，跑不了石头。谁为共产党办事，杀绝满门”。宁北的匪徒郭永胜公开叫叫嚣，“土耳其是个回教国家，已经参战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其二，攻打我新生的县、区、乡人民政府，袭击分散驻守的武装部队。如云南猛拉地区的刁家柱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占领金平县的四个区政府和县城周围的山梁子，围困县城达两个月之久，使全城军民陷入没有日用品、没有药品、没有盐吃的困难境地。重庆綦江县郭扶乡政府两次被谭济舟等匪徒攻击土匪的危害(三)其三，抢劫公粮、破坏交通、烧毁村庄、奸辱妇女，杀害我干部群众。如云南的“中国革命军滇西纵队”裹胁群众8000余人，攻打和占领易门县城，残杀地方群众和干部80余人；新平县被暴乱土匪攻陷后，土匪将抓捕的干部剖腹挖心，吊烤人油，手段极其残忍。1950年1月25日在广西恭城县发生了震惊全国反革命暴乱。在这次匪乱中，有120多名解放军与县大队指战员、工作队员和群众牺牲和被害，县城被抢劫59家，损失折成当时人民币达3.29亿元，损失公粮44.4万斤。落在土匪手中的我军政人员及群众，全部被残酷虐杀，有的被挖眼剖腹，有的被砍掉四肢，还有的裸体游街，惨遭蹂躏。莲花乡工作队女队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秦克祯在突围中不幸被俘，遭匪徒轮奸、严刑拷打，裸体游街，她坚贞不屈，痛骂匪徒，最后壮烈牺牲。1950年l1月19日山西稷山县发生的杜启明反革命暴乱，在太杜村五区政府7位革命干部被杀害，区政府的公款、代耕粮及自行车、钟表等财物都被洗劫一空清剿历史(一)•匪患不除，国无宁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1950年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及广大群众、民兵的积极配合下，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潜留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土匪及与之勾结的惯匪进行了清剿斗争，掀起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剿匪运动。清剿历史(二)•东北解放区的剿匪斗争，是在我党没有取得绝对政权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区域进行的。东北的北满和西满地区，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359旅等进入东北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利用合法接收机关到处加委伪满洲军及惯匪，因此东北土匪得到普遍发展。我党进入东北后，就依照党中央、东北局1946年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的指示》，依靠老部队和一部分新部队进行了剿匪斗争。东北各地紧密结合反奸清洗、扩兵建军、土改支前等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剿匪工作，他们处决“滚地雷”匪首王成堂、“占海”匪队匪首张万选,破获了多起叛匪妄图攻打县委的阴谋暴动案件，将东北境内的大股土匪歼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民携手擒凶顽。从1946年到1948年，历时3年的东北地区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加强了新生的县民主政权。保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清剿历史(三)•在华北解放区，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潜伏了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等大批匪特，解放之初在华北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人，其中以绥远地区为最多，尤其骑匪危害极大。大股土匪主要在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较晚的地区活动；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的新乡和安阳地区也较多。他们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危害社会治安。面对这严峻的形势1949年5月华北军区召开了全区剿匪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华北解放军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各级人民武装密切结合，采取运动作战方式，城乡统一行动，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省的大小股匪展开进剿。至1951年9月，土匪、特务基本被肃清，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8800余支。清剿历史(四)•在华北解放区，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潜伏了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等大批匪特，解放之初在华北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人，其中以绥远地区为最多，尤其骑匪危害极大。大股土匪主要在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较晚的地区活动；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的新乡和安阳地区也较多。他们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危害社会治安。面对这严峻的形势1949年5月华北军区召开了全区剿匪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华北解放军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各级人民武装密切结合，采取运动作战方式，城乡统一行动，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省的大小股匪展开进剿。至1951年9月，土匪、特务基本被肃清，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8800余支。清剿历史(五)•在西北解放区，匪患主要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骨干分子，纠集散兵游勇、惯匪等，组织成一支势力强大的土匪武装。甘肃境内有土匪67股，主要分布于临夏、河西走廊、陇东、平凉等地；青海境内有马步芳、马鸿逵残部近万人，活动于西宁西北、贵德东北等地；陕西境内有土匪40余股，主要分布在武功、安康和川陕边等地；宁夏之敌在该地解放前自行溃散，马绍武等股匪藏匿在贺兰山、同心、西吉、海原、固原等偏僻山区，给宁夏剿匪带来相当大的难度。继马绍武之后对新生人民政权威胁最大的惯匪是张海禄。他懂军事，会指挥，充分利用地形熟，匪源足的条件，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与解放军进行周旋。新疆有乌斯满、尧乐博斯等股匪，主要活动于伊宁、库尔勒和青新边等地区。这些土匪到处袭击城镇，组织暴乱，破坏民族团结。清剿历史(六)•为根除匪患，1949年11月至1953年7月，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先后投入2个兵团、11个军、38个师另1个旅3个团的兵力进行在陕、甘、宁、青、新地区进行的剿匪作战。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先后歼灭了陕西王凌云、甘肃马英贵、青海马成贤、宁夏马绍武、新疆乌斯满等股匪，歼灭土匪数千人，沉重打击匪徒的嚣张气焰。•此后，西北军区针对主力部队转入生产后，被击溃的土匪又重新拉起队伍，并利用宗教、民族问题煽动暴乱等新情况，西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各剿匪部队实行分片包干，协同作战，要求彻底肃清西北地区残匪。1953年上半年，西北军区调集126个连1.9万多人，围剿甘青川交界地区的马良、马元祥匪部，全歼马匪1600多人。到1953年7月，西北地区大规模剿匪作战结束，股匪和残余散匪基本肃清。在三年多的剿匪作战中，西北军区剿匪部队共歼灭土匪9.09万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各种枪3.5万余支清剿历史(七)•在中南解放区，国民党正规军被逐出中南六省后，其残余武装分散退入山区，流窜为匪。国民党当局有计划地留置大批潜藏特务，收编各地惯匪、地主流氓武装，纠合封建会道门势力，建立形形色色的“反共救国军”，散布在豫西、鄂西、鄂豫皖边、赣东北、赣南、湘西、湘南、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桂东南、桂西等广大地区和边缘地带。广西解放前夕，白祟禧所指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10余万人退广西老巢，企图死守广西。广西解放后，他们在蒋介石集团的策划和指挥下，以“反北佬”、“反征粮”为口号，逼民为匪。据不完全统计，成股的匪特武装多达l00多万人。这些反动武装同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对抗，不断制造暴乱，破坏交通、纵火投毒，行凶抢劫，严重威胁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安宁，广大群众深受其害。•为清除匪患，安定民生，1949年4月至1953年6月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