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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与经济管理一、法家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意义:法家的制度建设,偏重于人和人之间利益的对立性,主张人性自为,坚持君臣异利,从最坏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克服人性之弱点,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很有帮助。二、法家的管理思想:(一)、前期秦晋法家的管理思想:1、李悝:第一件事制定了《法经》六篇,即盗、贼、网、捕、杂、具六篇;第二件事“尽地力之教”,按乐、书、礼、数、射、御六门课程培养人才;第三件事就是平粜法,协调农业与工商业等其他产业的关系。2、吴起的思想:一是“损有余,补不足”二是整顿吏治:(1)“使和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2)“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3)“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3、西门豹:一是重视考核的重要性,二是“取信于民”4、齐威王:(1)、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2)、东柯大夫和即墨大夫,重视赏识。(3)、邹忌讽齐王纳谏。(二)、中期的法家管理思想:即商鞅变法:主要反映在治,家,强,王四个政治目标上。途径之一:就是建立小农经济方式:第一是“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使土地、货财和劳动力紧密结合。第二是“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培育地主生产方式,换言之,培养种粮大户和军功地主。第三是发布“垦草令”,规定“任其农耕,不限多少,鼓励开荒。第四是“开阡陌”。第五是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第六是实行愚民政策。第七是实行“家不积粟“政策。途径之二:是重农抑商,创造促进小农经济发展的良好外环境:一是主张农工商三者的综合发展,重点发展农业。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商业的发展:1、用赋税,徭役手段加以抑制;2、运用价格政策打击商人;3、采用多种手段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途径之三:是强调国家政权的作用:一是国富而贫治,二是国贵少度,三是强国知十三数,重视信息。(三)、后期法家管理思想:韩非子:以秦晋法家的思想为基础,广泛吸收先秦多派思想家的学说,“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评论多国时弊及政策得失,并提出自己关于统一中国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在稷下之宫主要学到了两点:“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意思是说根据工作任务,工作需要(任),确定工作岗位(官),根据工作岗位建立,健全岗位责任说明书(名),再把他的工作表现(实)跟工作岗位责任说明书(名)进行对照,看奖励还是罚款,即考核。“势者,胜众之资也”即赏罚:第一赏罚分明,第二赏罚必可操作,第三赏罚必重。韩非子一生重法制深刻而偏激,如能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则完善矣。三、法家的“以法治民”与企业的刚性管理:法家的“以法治民”与企业的刚性管理法家的治国之道不同于儒家。如果说儒家的治国之道是以德治为其内容的柔性管理,那么法家则是以“法、术、势”为其内容的刚性管理。所谓“法治”,是指通过赏与罚两种基本手段,建立与实施制度与规范来管理众人行为的治理方法;所谓“术治”,是指通过暗藏不露的机智方法和精巧手段来有效地控制臣下的治理方法;所谓“势治”,是指以权力为基础、创造帝王权威的集权管理模式。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所以,韩非主张以权力为基础,以“法治”、“术治”、“势治”为基本手段的控制型的刚性管理。法家与儒家是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的治国之道,都有其合理的地方,也都有其片面的地方。从管理学角度,法家的以“法、术、势”为其内容的刚性管理,既表现为组织的制度化管理,又表现为组织的集权控制管理。管理者根据现代管理发展的需要,可以从法家的刚性管理中吸取经验和智慧,为完善组织制度建设、为提高管理者的领导艺术、构建现代科学管理思想体系提供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一、“以法为本”与现代制度化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在治国之道上,主张“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认为“法者,长之本也”(《韩非子·心度》),肯定“循法而治”是建立帝王之业的根本保证。那么,什么是“法”呢?在韩非看来,“法”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难三)))的成文法,具有客观普遍性和公开强制性,是不以一己之私意而改变的。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与奉法的严宽成正比,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君主能否“循法而治”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问题。正如韩非所说:“矫上之失,话(追究)下之邪,治乱决缪(通‘谬’),细(通‘黝’)羡(多余)齐非,一民之轨(规范),莫如法。”(《韩非子·有度)))又说:“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韩非子·说疑》)调“法治”是统一臣民言论和行为的最有效的办法,既能克服“人治”的随意性,又能提高管理的有效性。1.“以法治民”的治国理念。韩非的“以法治民”的治国理念,同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韩非看来,儒家的“以德治国”,实际上是一种有害的“人治”、“贤治”或“心治”的治国模式。他指出:“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韩非子·诡使》)法令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矩尺度,以它来排除个人私心对政治的干扰,以避免因主观臆度而造成政治失误。“释法术而任心为,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古代善于造车者)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比较)短长,王尔(古代巧匠)不能半中(合)。”(《韩非·用人》)同时,“以法治民”还可以限制君主以“势”滥施私威,从而缓和君主和臣民之间的矛盾。如果君主释法术而任心治,“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韩非子·用人》)只有“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才能“上下之恩结矣”(《韩非子·用人》)。在韩非看来,只有循法而治,“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能”(《韩非子·八经》),方可使君主达到“霸王之功”的目的。由此出发,韩非进一步指出:儒家的“以德治国”,名虽嘉美,实则如“尘饭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徐僵王处汉东(汉水以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韩非子·五盆》)所以,“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韩非子·说疑》)。所以,在管理价值取向上,要求圣王明君“不道仁义”而“服之以法”。2.企业中的“法”即是规章制度.俗话说:“国有国法,店有店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企业中,所谓“法”,主要是指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信息反馈制度、领导决策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请示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财务和薪酬管理制度以及创新制度等。在现代企业中,只有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不断地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否则,将会出现秩序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美国著名企业家凯莎琳有一条规定:“只赚应该赚的钱。”并且公开声明:“面包超过三天不卖,过期面包收回。”有一次,该公司一辆运面包的车路过水灾区,饥饿者将其团团围住,要买车上的面包,而押货员说什么也不肯把过期的面包卖给这些人,并向他们解释说:“不是我不肯卖,实在是我们老板规定太严格。她规定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许任何人卖过期面包。如果有人明知故犯,把过期面包卖给顾客,一律开除。”后来,处于这种两难困境中的押货员灵机一动,提出你们可以“把面包强行拿走,凭良心留下应交的几个钱”的“强买”办法。这样,既不违规,又救济了灾民,可谓一举两得。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这家面包公司的信誉陡升,财源随之滚滚而来。台湾台塑集团深知“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的道理,在管理上,不但建立了全面的科学管理制度,而且严格依照各种制度办事。台塑集团高层管理者在英国看到工人施工所以能一板一眼,井井有条,是因为英国人有一套严格的“施工规范。”于是,他们就花了一年多时间、一百多万经费,建立了一部自己的“施工规范。”其中仅土木部分就有九大本,有图有文,内容非常详细。就连众口难调的吃饭问题,也有明确的规范。1981年,在多位营养学家指导下,制定了一份365天的“台塑关系企业全年度统一菜单。”使台塑关系企业各伙食团从采购、验收、选洗到每顿饭的菜单都有章可循,从而保证企业员工的营养均衡、菜饭多样,从而合理地解决了员工吃饭问题。台塑企业的成功,可以说是企业制度化管理的成功范例。在《韩非子·五蠢》中,韩非指出:“今有不才(不成器)之子,父母怒之弗(不)为改,乡人憔(通“消”,责骂)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施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拿着官府的兵器),推(推行)公法,而求索(搜查)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改变)其行矣。”这说明,儒家过分地强调人情管理和教育功能,而忽视法律和制度管理,是不可能有效治国的。只有把人情管理与制度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治国的良好效果。在家族企业管理中,以亲情为基础而构造企业内部的和谐关系,固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讲亲情而忽视制度化管理,是世界上许多家族企业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建构企业多元化的制度借理模式根据法家的“以法治民”的治国理念,不同性质企业可以依据客观情势的变化和自己的具体情况,构建与实施不同的制度管理模式。法家代表人物都主张历史进化论。管子云:“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商鞍亦云:“三代不同理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主张“苟可以弦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韩非针对儒家的“法先王”的复古主张,继承商鞍的“三世”之说,把人类社会发展分成“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肯定人类历史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研究)世之事,因(从而)为之备(措施、制度)。”((韩非子·五盆》)由于时代不同,时代提出的问题亦随之变化,治国之道亦应随之而改变。这叫做“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依据“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原则,圣人治国应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采取与世相应的治国之道。如果违背“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治世原则,那就必然成为“守株待兔”和“置履取度”的愚蠢之人。他辛辣地讽刺说:“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树桩),免走(奔跑)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未而守株,冀(希望)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盆》)又说:“郑人有且(将)置(购买)履者,先自度(量)其足而置之其坐(座),至之市而忘操之。己得履,乃曰:吾忘操度。反(返)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经三》)在韩非看来,三世民情与风尚是不相同的,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所以,在“争龄气力”的当今,只能靠武力争夺,实行严刑峻法和提倡耕战。如果“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必为历代圣王所笑,如同宋人“守株待兔”、郑人“置履取度”一样的愚蠢可笑。根据“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一观点,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永恒不变的管理模式。企业家应按照变化了的企业实际情况,在制度上不断创新,及时提出与企业相适应的新的制度、新的规范,以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美国IBM公司所以近几年能在世界市场风云中高效有序地运转,成为目前占据全球rr业最大市场份额的“蓝色巨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公司具有制度创新机制。纵览IBM的发展史,历届总裁都把IBM就是服务”这一价值理念视为公司企业文化的精髓,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是,IBM的企业制度化管理却是随着企业经营战略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公司根据企业战略的需要,将过于集中的决策层权力分散到基层。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成熟,公司又实行总体性战略重组,将所有销售部门并于信息部门,以加强技术与市场营销的结合。这次IBM的制度创新是全方位的:首先,对组织制度进行尝试性变革,在企业内部启动具有风险性的机构机制,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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