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左”的思想发展现状、成因及对策

我国当前“左”的思想发展现状、成因及对策摘要：在改革开放进入矛盾凸显期之际，社会上再次出现了“左”的声音，并具有高度欺骗性、煽动性，对改革开放构成了重大威胁。“左”的思想重新发展，其重要原因是部分社会成员对于历史常识的极端无知，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利益分配存在三大不均衡。学界应重视“改革开放不进则退”的逆否命题即：“改革开放不退则进”，推进形成反“左”共识。同时应着力重构中国利益分配格局，铲除“左”的生存土壤，形成反“左”与改革的良性互动。关键词：反“左”；改革；三大不均衡；社会心理abstract:thesoundof“left”whichishighlydeceptiveandinflammatoryhaveoccurredinoursocietywhenthereformandopeninguphavefacedprominentcontradictions.“left”thoughtisamajorthreattothereformandopeningup.theregenerationof“left”isbecauseofextremeignoranceofhistoryandthethree-imbalance.academiashouldpayattentiontotheproposition“nobackthenforward”whichistheinversenegativepropositionsof“noforwardthenback”,andmakeconsensusofagainst“left”.atthesametime,weshouldreconstructthepatternofsocietybenefitdistribution,clearupthesoilof“left”,andpromotetheformationofpositiveinteractionofanti-“left”andreform.keywords:anti-“left”;reform;three-imbalance;socialpsychology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关于“左”的论争在较长时期内趋于平静。但新世纪以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突出，中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显著增加。人们普遍认为应改变社会现状，但对于“改变”的方向，却存在着退回过去或继续改革两种认知，“左”的思想再次沉渣泛起，其负面影响足以引起学界警惕。一、当前“左”的思想已产生较为广泛影响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左”：无视社会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希望以激进、极端方式重新构建社会生产、分配方式，虽然其声称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但亦带有明显的盲动、冒险、空想倾向。当前，社会“左”的思想已经再次抬头，并出现了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苗头。2012年3月22日腾讯网评论频道的“今日话题”栏目曾经有一个生存时间不足半天的名为《如何防止“怀念文革”的歪风》的话题，其中针对是否怀念文化大革命设置了投票环节。不足2小时有超过7000人参与，表示怀念文化大革命的超过59%（见2012年3月22日上午10点19分采集网络截图。笔者当天跟踪了此话题，于上午9点30分开始关注，下午1点后此链接则无法访问，具体删除时间已不可考。笔者以学术操守保证描述的准确性，并保留有完整网站截图），如图1。诚然，“怀念文革”也许只是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怀念文革的人未必全部赞成极“左”路线。但我们至少要注意到，“左”的思想已经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考虑到青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比，此网络民调在一定程度上亦说明“左”在青年人群中已有较为广泛的认同。我国当前“左”的思想具有如下四个特征：（一）无视“左”在历史上的危害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由于奉行极“左”路线走到崩溃边缘的国度，在拨乱反正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之时，在改革开放刚刚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就在社会中再次出现了开历史倒车的杂音，应该说是让人遗憾的。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希望以“左”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并未亲身经历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仅限于一大二公，甚至将过去理解、描绘成一副田园诗般的浪漫景象，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倾轧争斗理解为对于“敌对分子”必须的镇压行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未实际经历极“左”路线，对于“左”的危害毫无切肤之痛。一些人甚至将反“左”的研究者视作故意描黑中国领导人的“外部敌对势力”代言人。对历史常识的极端无知成为中国“左”的拥护者们的一大特色。（二）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学界早已形成的共识之一，即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不等同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更不等同于毛泽东晚年推行的错误路线。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目前仍存在概念混淆。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一批网络论坛，以高举“毛泽东思想”自居，对于改革开放大放厥词，将改革中出现、必须通过改革发展予以解决的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同时将毛泽东晚年错误等同于毛泽东思想，并刻意将其与邓小平理论对立，对内显示出极端民粹主义，对外显示出极端民族主义，宣扬以极“左”路线代替改革开放。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异化毛泽东思想，并以此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易引发社会、甚至党内思想混乱。（三）极端心态普遍，戾气逐渐累积当前，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阶层分化、固化逐渐明显，阶层对立开始出现。与学界渐进解决问题之思路不同的是，在面对阶层、群体之间矛盾时，“左”往往体现出戾气，更倾向于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例如2012年3月23日，一名男子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杀死1名医生，重伤3人，“腾讯网转载的此事件新闻报道后面，竟然有4018人次在网站设置的‘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而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次。”[1]这种赞同杀戮特定群体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左”的“阶级斗争”极端思想的体现。此类思维方式，亦广泛地体现为仇富、仇官心态。诚然，被仇恨的群体当中确实存在着相当多有悖风序良俗的问题，但对立斗争无疑只会加剧阶层矛盾。（四）“左”有被野心家利用的可能对历史的无知、对现实的不满、极端化的心态，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十分容易成为野心家的乐园。一旦少数权力拥有者刻意扩大而非消解阶层对立情绪，并利用宣传手段成为群众领袖，即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谋求政治利益。这一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已经发生，并被邓小平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原文为“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2]165在当代，这样的做法虽未在全国蔓延，但一些地方确有类似迹象，并再次发生了类似“文革”期间人治取代法治、甚至黑吃黑的情况。万幸此情况被及时制止，煽动“左”的情绪、以人治“反腐”之人，最终被曝光涉嫌重大违纪、家属为钱杀人，而在弹冠相庆之余，人们也必须正视“左”与野心家“政治抱负”之间的关联。应该看到，当前“左”的四个特征，已经有彼此联动、相互触发的迹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对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构成重大挑战。特别是鉴于“左”在青年人群中的影响力，如果不加控制，必然会损害中国改革发展大局，对未来中国发展走向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二、意识形态领域未得到彻底清理是当前“左”发展的直接原因对历史的无知是“左”发展的逻辑链条的起点。正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了解“左”的危害，“左”才会在当代具有欺骗性和“感召力”。改革开放始于反“左”，但回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史，我们以三个时间跨度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左”的批判和清算实际上是不系统、不彻底的。（一）第一个时间跨度：1978-1992年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社会推至崩溃边缘，中国共产党要根本扭转中国社会发展路径，就必须反“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全面否定，并在思想上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可以说，当时我们具备了彻底清算“左”的动机。但由于此后不久“自由化”思想开始发展，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造成社会剧烈动荡，因此在对“三种人”（“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进行惩办后，对“左”的思想清算实际上并未持续很长时间。特别是在1990-1992年，“左”的言论开始再次占据上风。在目前看来，这一时间跨度内反“左”不彻底是必然的。任何政党都需要执政合法性，一般认为，合法性存在三个主要来源：选举授权、经济发展绩效、意识形态。在1992年之前，前两者无法实际上支撑党的执政合法性。特别在价格双轨制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的情况下，1988年价格闯关又宣告失败，此时党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只能是意识形态。由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反“左”势必披露大跃进、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资料，而以苏联为鉴，此举必然导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短期动荡。因此，此阶段的反“左”实际上只能止步于为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盖棺定论，无法继续清理其思想根源。（二）第二个时间跨度：1992-2002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党全国高度强调经济发展，在1992-2002年开创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国民财富处于较均衡增长状态。尤其是创业环境优良，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案例大量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一阶段，“左”的思想几乎销声匿迹。但“左”的声音消退的同时，国内政界学界亦在强调“不争论”。这导致“左”的思想未能被系统地分析批判，只是潜伏于社会当中，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势必卷土重来。这当然可以理解——在这一时间跨度中，经济发展绩效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此情况下，若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现状，断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大局；若彻底清理“左”的思想，则有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风险。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于中国的和平演变，在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情况之下，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反“左”，则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可能以顺序发生问题。因此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指自由化思想——引者注）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3]88应该说，此阶段维护意识形态稳定确保了中国最大限度地延长黄金发展时间，但回溯至此，确实让人喟叹失去了清理“左”的遗毒的最佳时机。（三）第三个时间跨度：2002年-至今2002年后，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但社会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现象显著增强。“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4]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有政协委员坦言“改革到现在难以突破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失衡。某些垄断行业的改革有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贫富差距没扭转，还有总体扩大的趋势。”[5]在此情况下，改变现状、扭转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但在“改变”的方向上，大多数普通人无法预知继续改革的结果，但一大二公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转向质疑改革开放，甚至在类似“与汝偕亡”的心态中怀念极“左”路线，“左”的思想在此时间跨度再次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利益分配存在不公现象，经济发展绩效对于执政合法性的支撑能力在此时间跨度逐步弱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选举授权尚未成为执政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必然的，意识形态再次成为重要的执政合法性来源。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6]但对于“左”的清理亦再次面临上世纪80年代之困境。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对于彻底清理“左”的遗毒，我们在有清理动机无清理条件，和有清理条件无清理动机之间摇摆。三十余年来，“左”未能得到系统、彻底清理。时间不断推移，全社会“左”的记忆逐步淡化、扭曲。随着未直接经历极“左”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