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

有很多方面1、经济的落后，导致国家沦落，百姓生活困苦；2、民主思想的传播，让有识之士发现了一个新的治国之路；3、满清的腐朽统治，让更多的人无法生存，只能奋起反抗；4、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不懈努力；5、清末政府的控制能力削弱，地方割据开始显现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在论述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时说，“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的回答是首先将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风暴的强度做出仔细的观察。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而，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了，建筑物已经倒塌了，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历史的大事件如火山的突然喷发，在人们惊叹于这种瞬间爆发的力量之美时，研究者或许更应该细致的考察其历史地层下的暗流涌动。同理，我们在考察辛亥革命的时候也必须对清末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思想文化潮流进行重新审视，而不应简单的将革命的爆发与清朝的覆亡归因于种族专制、腐朽无能之类的皮相之说。“革命运动的爆发，不在于专制统治的败坏，也不在于阶级矛盾尖锐到极点，反而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在阶级压迫已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才爆发的”。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当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以此来看待晚清最后的十年“新政”，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满清政权的灭亡，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也不是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恰恰是因为政府推行了“新政”和“立宪”。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得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他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爆发，恰就在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候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晚清相继发生的两大改革事件。众所周知，“戊戌变法”是十九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推行的；而“清末新政”则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后，在慈禧的主持下展开的。“戊戌变法”仅历时一百零三天就结束了，这场“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在光绪帝和“康党”成员发动宫廷政变之后，几乎全都被慈禧给中止了。之后，由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却历经整整十年，在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教育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改革成果。与“戊戌变法”相比，“清末新政”是更具有近代化性质的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有：政治上：“清末新政”在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型政府机构，使封建传统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不复存在。经济上：“清末新政”不但承袭了“戊戌变法”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还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众多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主张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清末新政”又在这一基础上，通过用现代化军队建制来编练新军，使军队成分、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方面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提出改革科举，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而“清末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大规模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另外，“清末新政”还参照日本模式，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基本相同或相似，但后者的改革力度及深度却远超前者，可以这样说:慈西太后把断送在自己手里的“戊戌变法”又拿了出来，继而用更大的决心和努力，去完成她过去的“敌人们”没有完成的事业，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就“清末新政”同”戊戌变法”及之前的“洋务运动”相比，其成效是十分显著的，不管清朝统治者出于什么政治目的，新政的改革措施，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可以说“清末新政”是一场由封建统治者发起的，没有资产阶级参与的，却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离，又相互节制），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采取了设立“地方咨议局”（即地方议会，通过地方选举产生，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和任免权）来节制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并赋予了咨议局较大的立法权和任免权。然而，在众多史学家眼里，晚清末年的这两次重大改革事件，在历史地位及价值评价上却大相径庭。“戊戌变法”被认可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潮流，而对“清末新政”，不管其实际效果如何，都被说成是反动的“假维新”“伪变法”，这其实是有失公正的。权力益大的地方政府。废除科举后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士绅阶层“清末新政”与日本明治维新对比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蒋梦麟曾说，辛亥的革命使中国“获得新生，前途光辉灿烂”，但是，有幸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民们，在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内战频频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生活较之前清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历史的吊诡与讽刺，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