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的重要关系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的重要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并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要求，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1]在全社会着力构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在这个体系的构建中，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一些重要的关系问题。一、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关系1．指导思想一元化，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立国之本正确认识和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关系，在当下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指导思想一元化是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党惟一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含义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所总结和坚持的最基本原则，过去是、今后依然是我们各项宏伟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都应当是一元的，这是社会保持稳定、协调发展的前提。一个阶级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也必然在思想上居于统治地位，统治阶级思想和非统治阶级思想虽然可以同时存在，但只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才能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党作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代表执政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已经成为历史的选择和必然，这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们必须要长期坚持和明确的立国之本。2．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导多样化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一元主导统领，多元兼容并存，是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关系的重要理念。在“一”和“多”的关系中，一元化指导思想居于核心地位，它对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具有引领、整合功能。这种整合既突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和社会思潮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文化多样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多层次、多元并存的文化现状，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和协调社会其它价值取向，使社会各种价值取向符合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发展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并不是要否认文化的多样性，它无意取代其他类型的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也不是否定价值取向的多样性，而是要使多样性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相互补充、统一于社会共同理想的局面。我们知道，保持相应的价值冲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发展进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是在多元化的文化生态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文化多样化，更没有理由消除自身赖以发展的多样化的文化环境。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多元文化价值取向中保持合理的张力，以更好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3．处理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要克服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偏差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提升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品格，消解伴随多样化社会意识大潮出现的某些腐朽的思想残渣，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以一统多”、“以一导多”、“以一带多”、“以多促一”、“以多补一”，以主流的价值取向引导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造就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价值认同感。在具体实践中，既要防止“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又要防止“惟意识形态化”思维；既不能用多样化冲击指导思想一元化，也不能借口一元化来“纯洁”其它文化。当前，摆在思想领域中的主要问题，一方面要确立合乎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减少思想行为的失范；另一方面要强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凝聚力、亲和力，消融文化心态及价值取向上的隔阂，确立普遍的社会认同感。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1]，在对话、协商等良性互动中达到思想道德和精神心理上的高度一致，使其它优秀文化百花齐放而不是万家墨面，百家争鸣而不是万马齐喑，合而不同而不是舆论一律，主次分明而不是多元竞争。二、坚持最高理想与坚持共同理想的关系1．最高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所系。马克思主义对理想问题作了科学阐述，把理想问题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内在地联系起来，使人们对理想问题有了更为科学的把握和自觉的认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崇高的理想，坚持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使崇高理想成为我们党、我们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要有远大的理想，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P63），“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P144）胡锦涛同志也鲜明地强调：“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3]。有了这样的旗帜和向导，我们几代、几十代人才可以步调一致、前赴后继地为远大的理想目标始终不渝地努力奋斗。2．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4]（P33）。任何情况下，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否则，党就要瓦解、国家就要分裂、民族就要解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关于“社会的”、“共同的”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是每个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和追求的一种价值和信念，是社会成员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综合反映。共同的理想能够把亿万人民凝聚在和谐文化的旗帜下，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共同的理想信念又是联系各种社会群体、超越具体利益关系而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精神纽带，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千人千面，众说纷纭，根本不可能在相应的价值追寻中达到共同的根本利益。3．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缺一不可首先，应当明确，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不是相对的一对范畴，最高理想是共同理想实施的方向和最终目标，共同理想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的理想和目标它们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因此，实现现阶段共同理想与实现最高理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最高理想通过实现现阶段共同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活动；以最低纲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共同理想，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思想基础。与此同时，还要看到，最高理想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实现程度，这也就表现为不同阶段的具体理想或现实理想。最高理想是现实理想的导向，现实理想是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在理想与现实的持续转换中实现的。实现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在理论和观念上要处理好价值领域的社会性或者说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我们现在讲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讲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全面发展，即是最高理想与现实理想不断统一的过程。就当前来说，理想信念出现淡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商潮”、资本主义的“西潮”和社会主义“低潮”的强烈冲击下，现在讲理想的人少了，讲“实惠”的人多起来，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这种现象迫切要求我们在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旗帜下，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和实现，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和信念。在实践中，应该从战略高度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现实，立足于社会生活实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三、坚持阶级性与适应普世性的关系1．协调文化的阶级性与普世性，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现状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其阶级性自不待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决定的。它的内在要求，是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扩张，防止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和毒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除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等杂音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影响和冲击。但是，承认社会主义文化的阶级性，并不排斥它的共性和普世性价值。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和交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广泛和深刻，从而导致普世价值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且，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现代传媒手段的普及，各种多元文化形态共存共生，文明之间和文明内部的冲突不断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坚持“世界伦理”的理念，就是要秉承“和而不同”的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也即承认“一种真理有多种名称”[5]（P96）的思路，寻求沟通而不是对峙，保持差别而不互相蔑视，以适应文化交融的社会发展现状。2．文化的阶级性和普世性是通过相互包容联系起来的迈向新的世纪，中国积极倡导内建“和谐社会”，外建“和谐世界”，最大限度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这种“双和”意识与理念在最近一个时期体现得尤为分明和清晰。所以，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不是霸权文化，不是领导文化，当然也不是奴才文化和劣质文化。我们坚持文化的阶级性，但不强加于别人；我们坚持文化特色，但不拒绝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我们强调文化的开创性，但不是忘记传统文化；我们提倡中外文化交流，但不是盲目跟风；我们拒绝垃圾文化，却不以优秀文化自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坚持本民族价值观的独特性，又要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倡导以对话、交流与合作等手段调解民族间的价值冲突，促进人类多元价值体系的共同进步，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包容的过程。3．认真探索阶级性与普世性和谐发展的路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这里姑且概括为以下几种规则：一是“铁规则”，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纯粹的斗争文化原则；二是“铜规则”，即“投桃报李，君子风度”，这是一种互惠文化原则；三是“银规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相对独立的自主文化原则；四是“金规则”，即“欲先取之，必先予之”，这是积极的协作文化原则。这些交流规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运用特点，但目前却表现出了一种趋向，即文化和谐的趋向。此外，在谈到人权时，不少人鼓吹“普遍人权”；谈到信仰，也有人提倡全球伦理。不管其出发点是什么，这些观点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思维的空间和研究的素材。可以想见，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体系，其思维前提和逻辑条件或许是相通的。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又使其文化复杂多样，但从文化学的角度讲，任何文化都没有高低之分，任何文化在全球化的格局中都有它生存的一席之地。以此而论，中国建设和谐文化，倡导世界和谐，其普世性价值不可低估。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成机理以及内容特征，尊重、包容、存异，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路径。对内，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在求同存异中团结不同阶层的人们共同前进；对外，我们要和平共处、兼收并蓄，最大限度地形成全球思想共识，在积极合作中形成奋发向上的文化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四、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1．传承古代文化、构建核心文化，是各国文化建设的共性与其它国家在建立核心价值体系的经历一样，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建立核心价值的主渠道，也是文化建设的一个共性。例如，韩国在民主改革以后，坚持在儒家文明的基础上培养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吸收现代民主、人权、正义等核心价值理念，确立了今日韩国文化的风貌；日本在“五五体制”形成以后，注重培养民众爱好和平、民主、宪政等价值理念，也融合了日本民族独特的祖先崇拜、等级崇拜和国家崇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