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领导、专家人士论延安精神

1国外学者论延安精神一、外国学者对延安精神的看法自1980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间公私交际往来，已日趋频繁。但美国官方和中国人民政权的接触，却可追溯到40年前。那是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军C—47型运输机在三架美军战斗护航下，将以戴维·巴雷特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送到了延安。巴雷特是美国军界中经验最丰富的中国通。观察组成员中有在中国出生的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深通中国国情，是美国外交界的翅膀。此外还有专司对日情报的雷·克雷姆利少校等人。同机运到的好几箱医药用品，是几年前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给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这批药品一直拖到这时才运到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长期遭到国民党封锁，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随着美军观察组到达，通往禁区的门户一下子打开了。美国人要上延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蒋介石允许他们上延安则是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当时重庆方面突然转变，开放禁区，使得不明就里的人几乎不敢置信，在延安招待所欢迎美国人的接待人员中，有个姓仇的少将，是蒋介石派驻延安的军事代表。他满面笑容，对新出现的重庆、华盛顿和“共匪”团结一致的奇迹，表现出欢欣甚于困惑的样子。其实他内心里是大惑不解的。蒋介石为防止美国人和八路军发生密切关系，对观察组的使命作了严格限制。他们的任务只是和八路军共同侦察敌情，搜集日本侵略军的情报，为美国空军提供陆空配合，还从名义上加以约束，称之为“观察组”。巴雷特在抵达延安2的当晚，就告诉美国记者阔瑟·斯坦说：“我要把话事先讲清楚。我们不是你们所希望的那种一般意义的军事代表团。我们只不过是观察员，负有单纯技术使命的观察员。”观察组抵达后，双方毫不延迟，立即忙碌起来。八路军将自己的设备供观察组使用。斯坦说：“八路军和美军进行的真心实意的合作，提供讲求实效的支援，几乎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巴雷特承队，八路军工作进展的步伐他们有时竟难于跟得上。他要求美国军官、士兵，那怕头天晚上忙到深夜或翌日凌晨，第二天也要六点半起床。延安活跃的民主气氛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热情爽朗，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使得美方官兵都着了迷。他们也效法八路军，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上下级同桌用筷子吃和中国人一样的简单饭菜，美国人只多一份咖啡和牛奶油。“他们一周接一周紧张地工作着，挖掘他们称之为意料不到的敌情金矿。”据当时目击的美国记者阔瑟·斯坦说：“我从不曾看到过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时，这样不拘形迹，这样心情欢畅，能这样完全置不同背景、不同政治信念和种族差异于不顾，彼此合作得这样卓有成效，这样真诚地相互正确评价。”延安人使得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捎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没有人开口要美援。有个美国人在延安盘桓了一周以后，对此不胜惊诧。他问斯坦：“这儿的人有点什么不对头吧？他们竟还没有问过我，美国人到底3什么时候送坦克、飞机和重炮给我们；也没有问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把日本佬揍得更狠一点。在那一边（指重庆），人人可都是这样问的呀。”一年以后，对日本作战获得最后胜利。美军观察组的使命结束，撤离延安。40年前，中国人民政权和美国官方的这段交往已成历史陈迹。对比今昔，发思古幽情之余，继承并发扬当年使美国人为之倾倒的讲实效，不尚虚文、不爱金钱的延安精神，今天对我们谅必并非不急之吧。（黎泽济编译，原载《外国史知识》1986年5月）。延安时代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既然那些领导革命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领导人，因而毫不奇怪，他们在1949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和对新问题所作的反应，都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在早期战争年代所获得的经验的影响。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对成为统治者的革命者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一革命的时代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埋葬在历史中，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纪念这个时代，但它已经不能真正适应当代的需要了。而对其他人来说，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受他的影响最深的人们来说，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纪念的对象，它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为毛泽东主义者所着力赞扬和高度评价的延安传统，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4面的遗产，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开。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在政治领域中有减缓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统治形式的发展的群众路线原则的实践；“精兵简政”运动，为适应地主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政提供条件而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以及要求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下放”、“下乡”运动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缩小（即使不能消除）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裂缝，它们反对了毛泽东长期敌视一切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时，这些措施也是其后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延安时代产生的这些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及其实践，对于形成毛泽东主义处理革命胜利后的问题的独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隐藏在这些制度和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是一份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遗产。为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实际上的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才被他们看成是革命变革的持续过程中的根本因素。源于延安时代并为整个壮丽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确实践了这些价值观念，因为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这种斗争所要求的期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必须如此。按照毛泽东主义观点，这些价5值观念不仅导致了过去革命的成功，而且也是产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中国革命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正是从这一进程中，却产生出那些（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的独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这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大概都不会想到，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的革命力量会组织起来包围和制服不革命的城市，而城市工人阶级只是消极地等待着农民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然而，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后来，毛泽东主义也正是这样来赞扬和评价延安传统的。延安时代要求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对于在中国传统上特别明显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它同时证明了，毛泽东主义决心在消除这种分离。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想和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6面发展”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20世纪其他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来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整风运动期间发展起来的党的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超出了经济发展的范围之外，导致了革命中人和社会的一种广泛的观点。此时，已完全明确地表达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规定了正在根据地形成的新社会中的领导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方法的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关于群众路线原则的最早的，也是最经典的论述。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接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接合……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强调建立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紧密结合，这是对来自于游击经验的很多重要意见的综合。人民战争中的领导要求要以反映大众的需要和渴望为基础，这只有通过同人民的不断接触中才能了解到。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里，运用了这些原则，去发展和变革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学家杰克·格雷（JackGray）敏感地分析了群众路线的观点在今天与发展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出：“……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有政治觉悟的领导使自己直接接触那些不善于表达内心思想的人，——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和地方共同体中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向这些共同7体中的成员们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可能思想，他们的疑虑和问题；根据更广泛的经验和责任以领导理论来总结这些意见，清晰表达这些意见并使它们再回到群众中去，将由此而产生的决策付诸实践，再同样根据群众意见来研究分析结果。这一政治方法的优点在于，它防止了用命令和自命高人一等的人的统治，它将所有的人都转入了积极的讨论之中，毫不含糊地赞同各种政策，它还产生了一种教育过程。通过这种教育，人民群众逐渐克服了自己不善于表达内心思想的状态，他们对变革的疑虑，他们狭隘的家族观，他们经济观念的极端决定，他们对其他地方类似状况的无知，以及对政府根深蒂固的恐惧。在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倾向降低到最低限度和增加群众明确表达自己思想能力这个方面，这种政治方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群众路线适合于解决农业社会的各种问题，克服其各种局限。但是它也被用于实现农民积极分子和基层共同体活动的巨大的创造性潜力——这是一种在抗日战争和1943年的经济和社会中得到充分实现的积极性。假使有行动的权力和制约，农民们就不仅在军事斗争中，而且在正在进行的变革农村生活的努力中，都会起到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中，产生了一种共产党关于理想的人的新理论。这种思想超越了专门化和身份地位的障碍，在一个单一个体中将劳动者、领导者、战士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成就结合起来。这些特性在地方积极分子那里得到了说明，地方积极分子不仅自己的村子或工厂中介绍和宣传新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而且在游击抗日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在自己的余暇时间里努力自我教育并教8育别人。因此将领导和他们所领导的人分开来以及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才分开来的鸿沟明确地缩小了。在战争中和生产中，在共同体的水平上形成了共同战斗的紧密的联合。劳动英雄或者杰出的地方积极分子是上级领导和乡村之间的非正式中介，他们积极献身于创造共同体的纽带和导致农村生活变革的行动。群众路线的领导理论使每个准备将自己全部献给革命事业的青年人或成年人，都有得到荣誉和地位的希望，不论他是什么阶级，是否受过正式培养或者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如果说农民能通过斗争和自我教育而“上升”到领导岗位，那么学生，官僚和传统的社会上层分子就能通过“下乡”和生产运动，与乡村范围内的人民团结起来并领导他们。而“下降”，不论发生哪种情况，领导都意味着同过去的杰出人物统治相决裂，接受很多传统上本是相互分离，各具特色的各种作用和活动。延安时期的伟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将大众对游击战争的参与和广泛的共同体对农村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的具体方法。在人民战争中，共同体的行动渗透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包括了每个个人。这需要新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