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唐代史学

中国史学史第五章隋唐史学的发展一、隋唐统治者史学意识的强化1、隋朝统治者的史学意识体现一，禁私撰国史。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下》）。体现二，推崇《汉书》。隋统一后，《汉书》学走向高潮，成为“国学”。萧该、包恺二人为《汉书》学的泰斗，“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均见《隋书》本传）《汉书》学出现如此盛况，在史学界是空前的。2、唐皇朝统治者史学意识的强化表现一，唐太宗的“龟镜”论。贞观十年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唐炀帝“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明确地强调了史学的借鉴作用。表现二，设立史馆，以宰相监史，大臣参与，重视史学，全力修撰八部正史。《隋书》史论和《晋书》“御撰”，亦有着鲜明的史学意识，反映了突出的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二、唐代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1.唐代学者的史学意识更加强烈，如《晋书》卷82对有晋一代史家的记载和《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叙录，对史家和史书皆有自觉的总结。而最突出的是刘知几和杜佑。2.刘知几对古代史学首次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史通》共20卷，49篇。综观全书内容体系；“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六家二体”、“史家三长”等的提出，分别从客体和主体二个方面进行概述和总结。《史通》的精髓在于“商榷史篇”、“喜述前非”，主旨是史学总结与批评。时人徐坚评论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3、中唐史家鲜明的经世思想，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唐代中叶的社会动荡，促使史学家们在鉴戒思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经世思想，丰富和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大史学家杜佑郑重表明：“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将直接用来为政治服务。总的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作用，应该说，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而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性成分。三、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及其利弊1.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贞观三年（627年）史馆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它既是统治者强化政治文化控制的一种手段，也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隋唐时已日臻成熟，史料丰富，史著繁多，史家倍出；另一方面，世易时移，朝代更迭，政治纷纭，人事沧桑，生民百业，各有兴废，人们因此对历史的重要性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有了鉴古察今的历史感。史学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2.史馆修史制度的优点是较为明显的①史馆修史在人力、物力上能够相对集中，可以提高修史的速度，有利于史书修撰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完成。②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修史活动的规范化和连续性，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史馆修史的绵延存续即是明证。③集体修史更适合史学的广博性，尤其是对一朝一代历史全貌的整体反映，集体修史比个人修史更具优越性。④史馆修史，有利于国家对修史活动的控制和掌握，标志着国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重视，也促进了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3.史馆修史同样也有着它的弊端①“一切唯上”的修史准则。史官秉笔直书的修史原则受到冲击，史学的创新性受到严重束缚。少有经典之作。②宰相监修，权贵干涉。监修附庸风雅，假充内行，多未能起到“总领之义”；史官遇事诸多牵制，一国三公，常使执笔修史者无从下笔，不知所从。③众手修书，人浮于事。常常分工不明，任务不清。文风、体例亦多有不同。④既无保密制度，而又官官相护，修史之人忌讳丛生。加上内外窜通，各有背景，书未修成，而朝野具知，史官何以能平心静气地写史。四、各种体裁史书撰述的发展1.官修私撰齐头并进。国家成为史书修撰的主体，并控制着主流史书的编撰。在唐朝史馆的直接组织和参预下，前朝史和当代史的修撰取得骄人的成就，光正史就修了八部，可谓盛极一时。而历代实录的修撰同样令人侧目，唐朝21代，自高祖至武宗16代，皆有实录。如此状态，私家修史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修撰受到严格的限制，史学工作者们纷纷另寻它径，故皇朝史兴旺发达的同时，其它史著的修撰亦蓬勃发展，私人撰史依然异彩纷呈，推动了唐代史学的繁荣发展。2．通史著作的大量出现。唐代的统一和社会明变的意识，使会通思想有所抬头。唐高祖、唐太宗都极为重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探明历史变化之由，寻求古今演变之迹，通史自然胜过断代史。唐宋之后，“会通”思想逐渐成为史家治史的一个基本原则。从初唐到中唐，唐代通史的撰述也不断地发展，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通史著作。如《通典》、《通历》。这一时期通史撰述的特点：①体裁多样，②出现有影响的力作，③开拓历史撰述新领域。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之重大意义的成就。3.新体裁史书的再现。刘知几的《史通》，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是史家对史学自身历史所作的一个贯通而系统的总结和批判。杜佑的《通典》，第一部典制体史书，是在历代书志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而写成的一部典章制度史的系统论著。唐苏冕受其启发，撰《会要》40卷，叙高祖到德宗时的制度沿革，开后代会要体史书撰述的滥觞。吴競的《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体例新颖，按照专题，分门另类地记叙了唐太宗及大臣们的主要论政言论，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独特的成就，为初唐历史的重要史料。4.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撰述隋唐时期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有长足的发展，人们对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认识，具有超越前人的开阔视野和新的境界。隋代裴矩撰《西域图记》专记西域44国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杜佑《通典》专列《边防典》16卷记述民族关系和域外情况。李德裕《异域归忠传》、《西南备边录》，窦滂《云南别录》、《云南行记》，徐云虔《南诏录》，达奚洪《云南风俗录》、樊绰《蛮书》多为晚唐作品。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有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杜环的《经行记》，而《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行记》都反映了唐代僧人域外游历情况。5.史注与类书史注成果裴然，为文献的整理、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等人的《后汉书》注，李善的《文选注》，杜佑《通典》的自注等。类书主要有虞世南的《北堂书抄》160卷，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欧阳询等人的《艺文类聚》100卷，今存十分之一二；徐坚等人的《初学记》30卷。类书中保存了大量已佚古书中的若干资料，备受后人关注。6.谱牒及礼仪之书唐代谱牒之学承魏晋南北朝之余绪，亦曾盛行一时，谱学家代有其人，官私谱牒屡有制作，成为唐代史学上的重要现象。主要著作如太宗时的《氏族志》100卷，高宗时的《姓氏录》200卷，玄宗时的《姓族系录》200卷，皆为唐代全国总谱。正是“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与谱牒撰述相辅相成的是礼书的撰述，唐太宗时的《大唐礼仪》130篇，高宗时的《永徽五礼》130卷，玄宗时的《大唐开元礼》150卷，三部礼书与三部谱牒可谓相得益彰。杜佑《通典》礼典100卷，占全书卷帙的一半，足见唐代礼议之丰富详实。7．历史笔记的勃兴中唐以后，官修史书的效能大减，私家撰史得到新的发展机会。胡三省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通鉴》卷250，胡注）笔记的渊源，可以远溯至先秦两汉，先秦诸子说理设譬之作，大多是优秀的笔记小品。而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分门别类地纪事论人，已开笔记之先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有如异军突起，开始步入史坛和文坛，到唐宋时期而进入繁荣阶段，各种类型的笔记均已具备，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延至明清，笔记达到全盛时期，并成为史学领域一个不可缺少的门类。（1）刘知几主张小说“能与正史参行”。刘知几《史通•杂述》曰：“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他说的“偏记小说”，包含10项，其中“小录”、“逸事”、“琐言”、“别传”、“杂记”等，似属于历史琐闻笔记一类的作品。这类作品，是从秦汉以来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故刘知畿说是“其所由来尚矣”。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表现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2）唐代笔记三种类型及演变趋势。“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P76）①小说故事类——包括志怪、轶事，增加文学成分。②历史琐闻类——包括野史、杂录、丛谈，多事实成分。③考据辨证类——包括读书、随笔、札记，多考证成分。综观唐代（中古）时期小说演变的趋势：第一是向纯文学发展的趋势。文人小说不再局限于简单记述轶闻琐事，而是加入文学创作。第二是“入史”倾向。随着小说历史积累的丰厚，人们开始重视小说中蕴涵的事实的史料价值和信息，用其证史、考史、辩误。第三是小说本身的“史化”倾向，述史、考史类的小说向笔记体演化，使笔记与小说正式分流，笔记脱离“小说”形成相对独立的体裁。题材也趋向专题化、百科化，文人更多地有意识地搜集、记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朝野轶事、礼仪风俗等方面的材料。（3）晚唐笔记的勃兴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阶段。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10余种书，基本上都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笔记，其所举“小说故事类”诸例与“历史琐闻类”诸例，半数以上亦系出于晚唐人之手。从史学的观点看，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记述本朝史事，而以中唐以下史事为主。第二，这些书的作者不少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缺的意识，从而增强了历史琐闻笔记的严肃性。第三，这些书大多涉及到中晚唐的政治统治、社会变故，它们在客观上不是在为唐皇朝的兴盛唱赞歌，而是在为它的衰落唱挽歌。（4）唐笔记的史料价值历史笔记说人物、论事件、讲制度，旁及学术文化、生产技艺、社会风情、时尚所好等，或多或少地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历史的面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①唐人或唐末五代人记唐事，比较真切，具有为正史拾遗补缺的意识，从而增强了记事的严肃性。②因少有拘谨，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语言质朴生动，内容切实丰富，形式活泼多样。③笔记是研究社会生活史（包括城市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它具有正史所不能比拟的特性，即更多地切入了社会生活中的下层层面。参考书目：1.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0年2.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3.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潘耒言修史之要：搜访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遂初堂文集》卷五《修明史议》）万斯同论史馆修史之弊：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潜研堂文集·万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