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驳赐予说

论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驳赐予说论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驳赐予说【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戮力抗战所成就的中国大国地位问题,学术研究更加深入;然而,将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赐予”的观点则在学界流传且未能得到应有澄清。本文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中国政府实施的务实积极外交策略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的对日持久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是互为支撑的战略格局等方面,分析论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四大关键因素,兼对“赐与”说予以评析。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所取得大国地位问题之评价渐趋客观,并涌现了大量成果。然而,将中国大国地位之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赐予”的传统观点至今犹存,且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澄清,这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原因的认识出现偏颇。“赐予”一说,即认为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国地位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赐予”或“给予”的。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①。国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战时跻身世界四强,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军民抗击强敌的肯定,国际战略与外交的需要”,“中国成为四强,不是自己的实力,完全是被动的”②。有的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提高了,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位还是西方大国出于其战略利益的一种给予”③。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就经济实力而言,根本无法和西方大国相匹配,再加上抗战爆发后,日本的疯狂掠夺,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中国的大国地位,只能等待大国的赐予”④。还有的学者也有类似的提法:“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与战时战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四强,几乎是不战而胜”⑤。其实,相似于上述中国大国地位为美国“恩赐”的认识,其他学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有所流露或认同,即便是对“赐予”说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其理由也仅立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贡献,而没能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获得原因加以论证和澄清。⑥不难看出,“赐予”说依据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重大破坏后,无法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相匹配;二是中国的大国地位之取得是出于西方大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名实难副。诚然,“赐予”说观点,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在经济实力方面;也看到了当时中国所能取得的大国地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阵营形成之前。这些当然也是事实,但绝非问题的全部,更非问题的主体;加上有些学者肯定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时又仅仅强调军事贡献,结果就自然导致了关于中国大国地位获得认识的偏颇:一是仅仅将中国与美国这样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强国相比,无法客观反映中国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抗战实力,对中国政府与人民反侵略战争潜力与实力基础存在着严重的低估问题;二是所比较的内容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层面,忽视了其他方面、尤其是中国人口与国土资源方面的优势对于反法西斯战争持久化的重大作用;三是只看到战前状况,没抓住战争进程中各国实力的变化,忽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及其进程对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全新调整;四是忽视了中国政府的主观努力对其在整个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大幅度上升的助力作用;五是没能正确把握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是一个互为战略支撑的相互支持格局的实情。其实,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大对立阵营的形成及其战争发展的进程,世界各国综合国力对比不断发生新的升降变化:除美国因战场远离其本土而未受严重影响外,法国败亡,英国、苏联同样遭到重创。而中国这样一个战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虽然因独力抵抗日本侵略数年而遭受削弱,但中国军队在反侵略的民族精神指引下却越战越强。中国政府立于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和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外交制高点,通过主观努力,发挥自身人口与国土资源大国优势,贯彻务实积极外交,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持久抗战,力促反法西斯同盟阵营的形成。不仅一度独立支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并成为整个太平洋战场主力与主力之一,而且成为反法西斯民主阵营各大国间相互支撑的忠实盟友,其在世界、尤其是同盟国阵营各国对比中的综合实力与地位快速上升。因而我们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不仅得之有因,更是地位、实力有居,关键因素绝非来自西方大国的“赐予”。分析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所谓国家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它主要包括物质因素(如领土、人口、经济、军事等实力资源)和精神因素(如政府质量、政治体制、外交关系和民族精神等)。由于战时所处环境与特点的不同,各国的综合实力在上述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方面呈现出各有所长的特点。中国在综合实力方面的人口和国土资源优势、战时所表现出的伟大民族精神和随着战争的持久化出现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消长变化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首先,人口资源和国土面积的优势奠定了中国战时大国的实力基础。对比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要力量的基础实力可见,中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逊于美苏英等国,但却具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国土面积第二的巨大优势,这既是公认的大国地位的基础性物质因素,又能为战争的持久化提供必要支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日战争初期就清晰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具有“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巨大优势⑦。以中国这一优势与当时世界各国及其反法西斯阵营同盟国家实力相比,不仅日本相形见绌,就是美、英、苏等国也无此突出优势。中国所独有的这一突出强项,为中国在战时取得大国地位奠定了实力基础。其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坚持抵御外辱而形成的反侵略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坚力量的基础。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为民族自由和尊严奋起抗击侵略与要求正义和平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反抗外来侵略斗争最高峰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日战争,就如当年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到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⑧,一致抗日,突出展现了中华民族要求和平正义、反抗侵略的人类正义要求。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倡导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举国一致抗日局面,激发出极大的民族情绪。这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反法西斯阵营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利益要求是高度一致的。因此,蒋介石也曾明确指出:“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⑨。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所具有不屈不挠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国土面积优势相结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为中国能在反法西斯阵营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战争中成就大国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民族精神条件。再次,战争持久化与同盟各国力量的消长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实力。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和持久化,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中,主要盟国除美国外,都遭受到战争的重创。有些国家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整体实力排名亦有所下滑,特别是法国和英国。而随着国共两党军队在正面与敌后战场间的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化,中国所具有的全球首屈一指的人口和兵源及其辽阔国土所提供的巨大回旋余地,加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和政府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中国人口资源大国的优势逐渐发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内的整体实力与分量也日益增强,就其持久的反法西斯战争能力来说,它已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发挥着难以相比的独特作用,这奠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获得“大国地位”的全新国力基础。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上述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美国罗斯福政府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力助中国取得大国地位并成为世界四强之一。二、中国政府实施务实积极外交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的重要贡献中国率先奋起的对日抗战,是一个转型时期的文明古国面临近代暴发户日本野蛮侵略的单独抗争。因此,相对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政府,始终就把如何实施务实积极外交和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抵抗日本侵略作为政府的重大外交策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期,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逐渐走向联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参与组建了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并由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展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使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联合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建立后,中国政府又驰骋于国际反法西斯外交战场,在巩固联盟、参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重大事务上发挥了独特作用;在整个外交策略中正确把握时机实施以美国为重心的战略;从而展示并发挥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中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一)中国政府务实对待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服务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合大业。1.务实处理与德国的关系,灵活用好抗战前期中德两国相对友好关系以增强中国军事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对中国奉行相对友好政策。于是中国政府以务实态度维持中德邦交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仅1935年到1936年短短一年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军火出口总值比例由8.1%迅速上升到28.8%(总额达到6405万马克);中国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自国外购得之军火,有80%来自德国。⑩这些武器装备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2.务实处理与苏、英等同盟大国间的矛盾分歧,为盟国联合抗击世界法西斯势力奠基。虽然中美英苏等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抗战目标,但由于利益追求的不完全一致性,各国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矛盾与分歧,这对于反法西斯阵线逐渐明朗化后各国间组成的联盟之稳固和团结大局是极为不利的。鉴于此,中国立足抗战大局,积极化解与各盟国间的分歧矛盾。典例之一,便是中国政府务实处理中苏两国因“新疆问题”而产生的分歧。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苏联势力大量渗透到该地区。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省的管理,驻扎在新疆境内的苏军及其相关人员相继撤离新疆。尽管此后苏联政府在中国参加四大国会议、组织或签署同盟国宣言等方面打压中国,但中国政府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大局出发,还是积极主动地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基本政策,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让步。1944年8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实施与苏敦睦邦交。此后中国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合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典例之二,是中国务实化解中英围绕“反攻缅甸作战”而产生的矛盾分歧。在反攻缅甸作战问题上,英军不仅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持反对意见,而且关键时刻独自撤往印度,导致中国远征军因孤立无援而败北和缅甸沦陷;在其后有关反攻缅甸问题的讨论,英国态度消极,使得中英两国间的矛盾与分歧进一步加深。但是,当英印军被侵缅日军围困并处万分危急之际,中国政府还是毅然发起反攻缅甸的战役,并最终帮助盟军取得缅甸战役的胜利。正是中国的务实大度及其实际行动,切实推动了中英分歧与矛盾的化解,维护了盟国内部的团结。可以说,中国政府为同盟各国的团结与抗战大局而做出的务实让步与牺牲,对同盟各国间的团结和联盟的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做出了重大贡献。回复收起回复12楼2015-01-0312:46举报|个人企业举报垃圾信息举报我也说一句慕寒3秦妇悲吟12(二)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积极外交,发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斗争中的特殊作用。1.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前,中国居中调解斡旋,力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实现联合。此阶段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在于唤起美英苏等大国对亚洲事务的重视,力求促成中美英苏等国共同抗日的局面。还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共便于1936年4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提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