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楚辞研究史(下)

1第四讲楚辞研究史（下）当代的楚辞研究2提纲：一、建国后至“文革”（1949-1976）：普及与专门并重的阶段（一）楚辞普及著作的产生。（二）围绕着屈原作品的人民性、屈原的爱国主义和屈原的政治活动与法治思想等三大问题展开讨论。（三）出现了一些真正有学术价值，而又与当时气氛极不协调的《楚辞》研究著作。3二、“文革”结束至上世纪末（1977-1999）：百花齐放、高潮叠涌的阶段（一）楚辞研究出现繁荣局面队伍壮大，学术机构成立，论著大量涌现。（二）具体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老学者，依据自身优势各有发展。一类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4三、未来楚辞研究设想第一、楚辞文化研究与民族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第二、综合整理与普及相结合。第三、楚辞研究与古史研究相结合。1、用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来印证楚辞，以确认楚辞古史资料的真实可靠性。2、以楚辞为线索，重新整理出一份真实的古史资料系统。5第一节建国后至“文革”结束（1949-1976）：普及与专门并重的阶段建国后，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开始进入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研究阶段，《楚辞》学就不再以个别历史事实的考订或名物训诂为主，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重新审视和总结这份文化遗产的价值，处处体现“古为今用”的原则。6特别在1953年，屈原被国际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隆重纪念，当时《文艺报》发表社论《我们与屈原》，号召学术界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和宣传“屈原及其作品”。在有关部门倡导下，许多专家学者按“社论”定下的调子撰文、著书，介绍、评论屈原，出现空前热潮。这个热潮给当时的《楚辞》研究带来以下三道“景观”：7一、楚辞普及著作的产生：楚辞作品距离今天毕竟太遥远，其深奥的字义、艰涩的文句，别说普通读者，就是专家也无法保证完全读懂它。但是，出于普及和宣传的政治需要，学术界必须及时提供一些通俗浅显的介绍屈原及其作品的读物，供普通读者阅读和欣赏。于是一些学者纷纷转轨，加入这个普及《楚辞》的行列。因而，此时出版了大批介绍屈原和用现代汉语翻译、注释屈原作品的著作。81、其中翻译之作有：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文怀沙《屈原〈九歌〉今绎》、屈原《〈九章〉今绎》、《〈招魂〉今绎》及《屈原集》（上海文艺联合，1954），瞿蜕园《〈楚辞〉今读》（春明出版社，1956年）等。翻译古诗是一个新课题，既要忠实原作字句所表达的内容，又要具有诗的特征。在这当中，用力最苦、影响较大的要推文怀沙。9文怀沙（1910-）姓文名奫（yūn），字怀沙，以字行。祖籍湖南，生于北京。斋名燕堂，号燕叟。笔名王耳，司空无忌。著名国学大师、楚辞学家、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文氏兼诗人与学者于一身，不仅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娴雅的语言功底，而且善于揣摩屈原情感变化，能以屈原之心为心，求其神似。所以在形式上，文氏译文往往一韵到底，句式长短错落，与原作有很大差距，而其译诗情深意切，韵味无穷，韵味无穷。102、较为通俗浅显的注释本或选注本有二种：陆侃如、高享、黄孝纾三人合著的《楚辞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马茂元的《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总体来看，二书均深浅适中，雅俗共赏。比较众家之说，采其所长，且时时各有发明。亦从事专门研究者所必读书，绝非泛泛平庸之作可比。然前者凝练简要，而疏于简约；后者以完备详尽见长，而拙于精练。113、介绍屈原生平事迹的通俗著作有：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郭嘉林《屈原》（中华书局，1960）游国恩《屈原》（三联书店，1953）张纵逸《屈原与楚辞》（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上海图书馆编《楚辞——概说与读物要目》12以上各书皆各有侧重。如詹著义理与考据并重，以内容全面系统取胜；郭著以阶级分析见长；游著旨在《楚辞》学术研究新观点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通俗读物对普及与传播《楚辞》学，培育一代学人，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基本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化石或标本性的东西）。13二、围绕着屈原作品的人民性、屈原的爱国主义、屈原的政治活动与法治思想等三大问题展开讨论：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大公报》、《文艺日报》、《新建设》等国内重要报刊都以显著的版面刊载了讨论文章，后由作家出版社结集为《楚辞研究论文集》（1957）。14辑录在这本集子中的论文作者有郭沫若、郑振铎、林庚、陆侃如、俞平伯、孙作云、李嘉言、浦江清、张汝舟、王瑶、李一氓等，差不多囊括了当时全部的大师。《楚辞研究论文集》虽然说不上真正代表当时的学术主流，但完全可以看作建国初期《楚辞》研究学术面貌的集中反映。故此书作为一种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情况给人以启示。15本书在讨论屈原作品人民性的问题上，颇有盲目拔高屈原的过誉之辞。在讨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时，也有超越历史而盲目拔高的情况。“国家”是一个具体概念，自朱熹《楚辞集注》提出屈原爱国之后，对屈原“爱国精神”的评价，都具体到楚族的“宗亲”之国。但在本书中，所有评论屈原“爱国主义”的文章，已超出宗国的范畴，变得抽象而含糊。16如褚斌杰《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屈原既不愿离国出走，又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责任去隐逸”，“终于，在最后一次的流亡生活中他死在汩罗江中，表现了他对斗争不妥协的意志和对祖国民族赤忠的贞操。”陆侃如《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诗人》说，屈原作品“充满了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是楚人，与楚国休戚相关；他为楚国的强盛而兴奋，也为楚国的衰败而悲痛。”17孙作云《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中，专立“屈原主张变法，并因此而获咎”一节，从分析当时的各国政治形势出发，谓楚国正在进行一次“变法”，“屈原变法是很秉承着楚怀王的意志，这和商鞅揣摩秦孝公之意而言‘强国之术’，以及吴起承楚悼王之旨而变法，完全一样”；“上官大夫的夺稿并不是想把屈原的法令草案攫为已有，而是因为新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肆意破坏。”孙还说：“变法在整个战国时代是顺应社会发展，适应人民要求的一种政治改良措施，屈原有这种政治主张，可见屈原是进步的。”18詹安泰在《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文学上的作用》中也说，屈原的政治主张，“可能有变法的因素”，“变法”是屈原要达到以楚国统一天下这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手段”。这些观点虽不无可取之处，但这决非屈原辞赋所表现的主要思想。现在回过头来审视本书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说明政治口号是代替不了学术研究的，趋时尚的学术文章也不会有多少生命力，最多只是作为掌故留传后世。19但是本论文集中几篇研究古代历法、考证屈原生年的论文，至今还被称颂不绝，并被今人采用。一篇是浦江清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一篇张汝舟的《谈屈原的生卒》。浦氏据新城新藏所作“战国长历”推算，谓《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为“元前三三九年的正月十四日”。至今未失为一家之说。至于此集中朱东润的《楚辞与楚歌》等四篇短文，重弹当年疑古派“《离骚》为淮南王刘安所作”的谬论，收在此，本来是当做反面靶子批判用的。20三、出现了一些真正有科学价值而又与当时气氛极不协调的《楚辞》研究著作：它们的风貌基本承接“五四”以来“考证”派的传统。在广泛宣传屈原，普及《楚辞》学的同时，对过去的传统研究方式展开最严厉的批判，动辄给套上“繁琐哲学”的紧箍咒，斥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方法。21但有趣的是，从“五四”以后走过来的老学者们，一方面不断接受“思想清算”、“改造”，另一方面，又把他们及其研究成果当成“国粹”，加以保护和“抢救”，安排一些青年作为“助手”，如金开诚之于游国恩，郭在贻之于姜亮夫等，使传统学术形成梯队而不致中断。于是相继出现了一些老少结合的学术群体，写出了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这是楚辞学的一个里程碑。22主要著作有：朱季海《楚辞解故》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楚辞通故》汤炳正《楚辞类稿》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231、朱季海《楚辞解故》（上海中华书局1963）：朱季海（1916－2011），名学浩，孔文子，苏州人。16岁起师从章太炎。学术领域广泛，博通精微，著作丰富。24其书前言称：“流观王逸以来诸家旧义，颇求之楚事楚言，时有未合，乃稍下己意。以为叔师虽去古未远，又身为楚人，于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而当时或同者，实已不能尽了，故其为《章句》，始有遗义矣。清儒于训诂实勤，然能通古今字而已，于方国殊俗，犹未遑条理也。何以明之？”“今为解故，务使楚事、楚言，一归诸楚。其有明文者，必徵其始；其无明文者，亦以参伍而知之。”然后分别从校勘、训诂、谣俗、名物、音韵五端立义。252、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1961）：26姜亮夫继出版《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1957）后，又出了《楚辞书目五种》。此书所著录书籍，上溯汉代、下至当世，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楚辞书目提要》，由“辑注”、“音义”、“评论”、“考证”四大类构成，辑书凡228种（辑注124种，音义37种，评论41种，考证26种）。第二部分为《楚辞图谱提要》，分书法、画图、地图、杂项四类，辑书凡47种。27第三部分为《绍骚隅录》，著录宋代以下拟骚之作篇名及汇辑之书名，以见屈骚于后世文学之影响，辑书凡19种，计192题。第四部分为《楚辞札记目录》，著录宋代以下札记著作中有关研讨“楚辞之条目”，凡802题，又录武延续《楚辞札记》二卷。第五部分为《楚辞论文目录》，著录“五四”以来所撰研究《楚辞》之论文目录440篇。28此书学术价值既在版本目录之考订，以供《楚辞》研究者选择参考，颇有工具书性质，又可藉此推究《楚辞》学的渊源与流变，颇具楚辞学史的性质。姜氏对前人著述，时加评议，指陈得失，多得其当。郭在贻为其助手。其《楚辞通诂》盖发韧于此，成于70年代末。293、汤炳正《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山东荣成人。章太炎弟子。语言学家、楚辞学家。主要专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30汤炳正“披阅古注善本，泛览前代典籍，有得于心或书诸书眉，或抄存笔记”，“长或万言，短则数语，得鱼忘筌，不计雅俚”；后“复从事剔选，偶有可取之处，则笔而存之”，遂成《楚辞类稿》。《楚辞类稿》虽出版于1988年，实当归于建国前后之成果。凡175题，25万字。这部书无论其考证，训诂辩韵，都极见功底。31汤炳正又著《〈屈原列传〉理惑》、《〈楚辞〉成书之探索》两篇重要论文。前者谓今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因存在问题，致使屈原事迹，“前后矛盾，首尾错乱”，令廖平、胡适等人“以此为根据，断定屈原并无其人”，乃为之“理惑”。谓“《离骚》者，犹离忧也”，至“虽与日月争光可矣”一段与自“虽放流”至“岂足福哉”一段，皆本刘安《离骚传》语，为后人所窜入本传者。论证缜密，颇得传史迁心事。后者谓“《楚辞》一书是由战国到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很多人的陆续编纂辑补而成的。”324、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林庚（1910－2006）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生于北京。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33该书对屈原生平、思想、作品创作背景、文句与名物训诂，楚辞地理等问题均有涉及。考屈子生于前335年正月人日。考察《离骚》六例“民”字之后，认为都应解作“人”，方得文通字顺。作“民”解，无一是处。是林氏针对其时盲目抬高屈原为“人民诗人”有意为之。345、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作者王泗原，祖籍江西安福县，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语文编辑。再者，高亨《天问琐记六则》，李嘉言关于《离骚》字义训诂的词条等，亦皆颇可深味。35随着文革的到来，《楚辞》惨遭劫难。1974年后，屈原被抬上“法家”的地位，著文大谈他的“法家思想”、“法治思想”、“尊法反儒思想”，或径直冠以“法家诗人”的头衔。但亦有学者在此时默默写作，如：郭在贻的《楚辞解诂》。36第二节文革结束至上世纪末（1977-1999）：高潮叠涌的阶段。一、楚辞研究出现繁荣局面1977年后，楚辞研究出现繁荣局面，队伍壮大，学术机构成立，论著大量涌现。1982年湖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