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政治：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第四讲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政治——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中国评论周报》编辑刘大钧先生亲爱的刘：能否费心将我的名字从《中国评论周报》首页的名誉编辑中取消？我很惭愧，从未有所贡献，却列名如此长的时间。您忠实的胡适”[1][1]此信稿夹在胡适1929年5月7日和1月11日的日记之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八册，不编页码。“适之吾兄大鉴：昨接手书，敬悉以久未投稿于《评论报》，故嘱将名誉编辑名义取消，何客气之至！其实名誉编辑，本不必时时投稿，名义毋庸取消。且弟等适拟请吾兄与国内学者，如任叔永兄（科学）及其夫人（妇女问题）、宋春舫兄（戏剧）、刘廷芳兄（教育）、马寅初兄（经济），各赐专著一篇，为敝报光，使外国读者知我国文化。吾兄担任题目拟为中国文化总论，或中国之哲学，或新文化，请随意选定。现时分期发表，将来并拟特印专刊，以享社会。务请勿吝珠玉，拨冗撰赐，是所至祷。此复。即请著安弟刘大钧鞠躬五月十号”[1][1]此信夹在胡适1929年5月7日和1月11日的日记之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八册，不编页码。“季陶吾兄：覆示敬悉。《评论报》‘名誉编辑’的名义，千万请即日为我取消，不胜感激之至。当日《评论报》之发起，我本不预闻；后见报纸登出我的姓名，我本欲抗议。后来所以不抗议者，只以深信吾兄是个学者，必不至于有什么以外的动机或作用。但《评论报》出版以来，颇多使我大失望之处。我觉得这个报已不是一个‘评论报’，已成了一个官办的‘辩护报’了。官办的辩护报并不是不可办，但用不着我们来捧场。即以最近一期（VolⅡ,19）为例，社评中论《字林西报》的事，有云：Asamatterofgeneralprinciple,thegovernmenthasalwaysrecognizedthefreedomofspeech.[1]季陶兄，我读了这样的话以后，还有脸做《评论报》的名誉编辑吗？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故前函只是很客气的辞职。今得来书，不许我辞，故不得不说几句老实话，千万请原谅。胡适十八，五，十一早七时”[2][1]“在总的原则上，政府一直是承认言论自由的。”[2]此信稿夹在胡适1929年5月7日和1月11日的日记之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八册，不编页码。又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及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482页。TheChinaCritic（《中国评论周报》）1928年5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桂中枢、刘大钧、林语堂、潘光旦、马寅初、张歆海、林幽、赵敏“末了，我们也学时髦，编两句口号：打倒名教！名教扫地，中国有望！”[1][1]胡适：《名教》，《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7月10日。“打倒口号！打倒名教！中华民国站起来！（Downwithslogans!DownwiththeReligionofNames!UpwiththeRepublicofChina!）”[1][1]HuShi:“TheReligionofNames”,TheChinaCritic,Sep.13,1928;1928年5月16日，胡适已在日记中记到：“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1][1]胡适的日记，1928年5月16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七册，不编页码。“在总的原则上，政府一直是承认言论自由的”这样太过于“捧场”的证据。[1][1]NankingandtheNorthChinaDailyNews,TheChinaCritic,May.9,1929;适之吾兄大鉴：承复示，老实不客气指出《评论报》的缺点，甚感。尊意既是如此，自当遵嘱，将名誉编辑的名义取销，但下期也许来不及，至迟再下一期定然除去尊名。至于吾兄所说捧场一层，在同人也有一种理由。因为报是英文的，主要目的在对外，创办的‘动机’是抵抗日本不利于我的济案宣传，现在政策也是为中国辩护。因为现在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争回已失的国权，与我们的政策相同，所以当然帮他说话。也只以对外为限。不过有时同人热心过度，近于捧场，也在所不免；弟在南京的时候多，不能篇篇审查，实在不能辞其咎；至于‘作用’一层，是绝对没有的。假使我们办的是中文报，说话就少所顾忌。初办的时候我本想定名为ChinaAdvocate，同人大多数主张用ChinaCritic，以致现在读者发生误会。但是我所要辩护的，是中国，不是政府。我也明知中国有许多地方应评论的，但是外人骂中国也骂够了，用不着我们再用外国文字去骂了。我以为我们办中文报，与其捧场不如骂；外国报，与其骂不如捧场，所谓阋墙御侮也。吾兄以为何如？复颂著祺弟刘大钧鞠躬十八，五，十一[1][1]此信夹在胡适1929年5月7日和1月11日的日记之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八册，不编页码。“最常被提议的理论，即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只是被发明出来的一个神话。发明者试图以此精巧的推理过程来证明其保守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不计风险、不惜代价，确定无疑地保证投身于执行一心一意地现代化的政策。”[1][1]剪报，此件夹在1930年1月23日胡适的日记中，《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西方文明……很难称之为非常精神的。……一种文明的发展是在其他人的代价基础之上，那么这种文明很难是真正的精神的。……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物质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没有必要为此辩护。”“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一心一意地采纳西方文明，而是要复活我们自身文明的精华，并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精华。”[1][1]“Dr.HuShihandthe‘Spiritual’West”,TheChinaCritic，January30。“《中国评论周报》有社论驳我上星期四（23）的英文讲演，其理论顽固可怜。留学生这样丢人，怎么得了！”[1][1]胡适的日记，1930年1月29日。“Dr.HuShihandthe‘Spiritual’West”一文发表于1月30日，但胡适提及此事却是1月29日的日记，此份剪报亦被胡适插在29日的日记里。29日的日记应为后来补写。《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请允许我向《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提出忠告，多读一点关于我们的人民和制度的历史，至少读一些诸如《官场现形记》之类的小说，这部小说民国建立前就已刊行了。”[1][1]“PublicForum”,TheChinaCritic，Febuary6,1930,胡适也将此件收在自己1930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适之吾兄大鉴：前月在沪谈及见‘WhitherMankind’中有大作‘东西文化’，弟甚赞同。不意近日《评论报》敝同事有与吾兄在妇女协会之讲演意见不同加以评论者，抱歉实深。研究学问固不妨公开讨论，唯弟殊觉该文未搔着痒处耳。弟在同期敝报中所著之IndustrialDevelopment&Capitalism中，其用意与尊兄颇相似。本拟引用吾兄‘东西文化’原文，嗣因拟另作‘IndustrialDevelopment&Civilization’一文详为讨论，故未引证。否则，自家人起冲突矣，以可笑也。此颂著祺弟刘大钧鞠躬二，六”[1][1]收于胡适的日记，1930年2月2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我们必须消除我们高高在上、比其他民族优越的看法，而必须屈尊向他们学习。‘太骄傲而不能学习’是中国还处于弱国地位的原因，而日本不信这句名言，反而跃进到前面去了。”“近来引起我们关注的确凿的事实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民正当醒悟，一些表面的变化不会带给国家多少益处，我们民族的根本特性需要一些彻底翻新。”“我们惟愿唤起的是，我们的人民不要被发生在我国的表面的变化误导，相信我们真的‘现代化’了。如果我们期望一个强大、有力和现代化的中国，我们必须在保存我们旧文化遗产中有价值的部分外，屈尊向他人学习，而且必须系统地制定计划，来实现我们心中的目标。”[1][1]NationalCharacteristicsandtheNeedsofTime,TheChinaCritic,February13,1930.蔡元培与胡适“胡先生的朋友或相识的行动，对于社会有关系的，胡先生决不放弃了规过劝善的机会。大概胡先生以和蔼为道德上的义务，亦以正直为道德上的义务。因为他心中有这种义务的观念，所以便自然的显现出一种‘温而厉’的气象。”[1][1]毛子水：《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传记文学》（台北）第2卷第3期。“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1][1]胡适致周作人，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490页。“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1][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此时正是努力向国内做工作的时候，还不是拿什么‘精神文明’向外国人宣传的时候。”[1][1]胡适：《致太虚》，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401页。“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美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得多。”[1][1]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适之先生太把西方文明抬高了，所以他的议论里便发生了一个绝大的矛盾。一样看西洋近代精神文明的二大特色（指“科学”和所谓“新宗教新道德”——引者注），适之先生看作相成的，我却看作相反的，理论具在，不得不尔。我对于适之先生所称的新宗教新道德实在不敢恭维，以为东方社会能免受他一分洗礼，即多一分幸福。”[1][1]潘光旦：《科学与“宗教新道德——评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5月1、2、3日。“平社在范园聚餐。上次我们决定从各方面讨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任第一方面，‘从种族上’，他从数量质量等等方面看，认中国民族根本上大有危险，数量上并不增加，而质量上也不如日本，更不如英美。他的根据可靠，见解很透辟，条理很清晰。如果平社的论文都能保持这样高的标准，平社的组织可算一大成功了。”[1][1]胡适的日记，1929年5月19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八册，不编页码。“东西文明他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机器文明不是与精神文明相对，而是与手艺文明相对；机器就是精神之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而又的舶来货品。”[1][1]林语堂：《机器与精神》，《中学生》第二号，“林语堂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别的皆更不能满人意，此语极有道理。”[1][1]胡适的日记，1930年2月21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第九册，不编页码。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1927年“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1][1]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3月？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