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刚性稳定 中国社会形势的解释框架

于建嵘刚性稳定中国社会形势的解释框架东南新闻网于建嵘于建嵘在31期燕山大讲堂现场（摄影/王家敏）燕山大讲堂31期于建嵘：刚性稳定：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时间：2009年5月9日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主持人：杨子云主持人：《燕山大讲堂》今天是第31期，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学者于建嵘先生。他所关注的话题从农民维权到工人维权，一直坚持着站在底层、为底层说话的学术立场，他对社会冲突和家庭教会的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今天的话题：刚性稳定——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有请于老师。于建嵘：大家下午好。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在今年年初做的研究，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今天我主要是想提供一个理论的框架，增加一点理论的分析。学界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形势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动荡说，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很多人认为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学说是稳定说，我们国家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会发生动荡，中国社会总体上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最活跃的政体，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最近我们常会看到一些主流的学者，说中国是后发达国家的榜样。到底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今天就想对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做一个分析。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的确发生了一些社会冲突事件，但总体而言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制的有效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的稳定，具有十分巨大的社会风险。为防范中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围绕这个观点我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怎么去认识中国目前的刚性稳定；第三个问题怎么办？第一，我认为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一般讲到社会稳定的时候，都是针对群体性事件而言的。群体性事件一般认为它有非法性，可能会带来某些社会秩序的变化。根据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1000人以下为特大的群体性事件，去年一年来，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我们先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中国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有工人、农民的维权，有社会泄愤事件、也有骚乱。各群体维权的主要诉求，分析一下，会发现，在农民群体中，主要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农村维权抗争的焦点，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占到农村问题的60%以上；与农民维权的诉求不同，劳资冲突是工人维权的主要诉求；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业主维权是市民维权的主要议题。这些维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利益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对于目前维权问题的判断。2007年5月8日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广东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这句话不好听，但是他讲对了，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他们不是要执政党的权力，而是要你给他利益。第二，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提出来的。她在2007年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判断说中国会崩溃，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呢？就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中国，不知道中国的人民在干什么。中国发生的很多问题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人讲的是法律，而东方人主要讲的是规则，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于建嵘在燕山大讲堂现场举个例子。中国老百姓找政府说什么事呢？他会说，你说了给我10块钱，怎么只给我5块钱，你这个政府不讲规则，讲话不算数。西方人不会这么讲，西方人会说你怎么能只给我10块钱，根据人权你应该给我100块钱。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一个是根据已有的法律原则，一个是根据意识形态和天赋的人权。裴宜理教授的观点改变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她说执政党身在福中要知福，假如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不和你讲规则了，开始讲天赋人权了，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一切都按照政府的规则做，你却不守规则。现在恰恰由于政府不守规则，讲话不算数，才带来了这么多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保持着稳定，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原因。2008年的7月裴宜理教授约我到哈佛大学，我们有一个对话叫《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西方学者判断的那种动乱。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在我看来中国的老百姓不会主动的去找政府的麻烦，恰恰是政府找了老百姓的麻烦，老百姓感觉你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带来了问题，所以他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和市民问题都与之相关。四是目标的合法性和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对维权问题我简单的总结了这四个特点。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发生这么多问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维权。第二种群体性事件，就是像2008年6月28日贵州发生的瓮安事件，我把它叫做社会泄愤事件。这个名词是2007年10月30日到美国一所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编出来的，当时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名词来概括“瓮安事件”。我认为，现在有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叫泄愤事件。这种社会泄愤事件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发生得特别偶然，没有一般的上访或者行政诉讼的过程；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没有明确的组织者，绝大多数参加的人没有实际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和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起了很大作用，比如网络、短信；第四个特点是有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事件。研究社会泄愤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明显的诉讼对象。而第三种事件，骚乱就不是这样的，它可能没有明确的针对对象。2008年的9月吉首因非法集资引发的冲突，暴力涉及商店和其它社会设施，2008年10月国庆节的时候吉首市的商店都是关门的。这样看来维权、泄愤和骚乱是完全不一样的。第四种则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这类冲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组织性。我们简单的对目前发生的社会问题做了四个方面的分类。通过简单的介绍你会发现目前中国群体事件中80%以上是维权，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不一定有暴力；泄愤事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也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骚乱事件诉求复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宗教冲突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不一定有暴力。对于目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感到很迷茫。在电视里看见其它国家游行示威和发生的很多问题，这是街头政治，但中国没有。中国有维权、有骚乱，但是没有街头政治，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相对而言，他抗议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但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不是为了推翻政府并且取而代之。当前中国有很多维权组织，但真正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还没有。每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很难形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一般对一个社会运动的判断，不但要有组织、目标、话语，而且要有比较详实的可连续性的活动，中国目前没有。这些问题对中国现在政治有影响但它不能改变我们的政治结构，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全性和有效性。中国政治的统一性现在没有动摇，所以，我认为中国是相对稳定的国家。但中国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基础的，这种稳定可能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存在的问题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什么叫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的稳定首先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核心不是国家的法律怎么实施，法院或者人大、政府怎么依法运转，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排他性，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体制最高甚至终极目标。左起：杨子云何兵于建嵘“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中国只要发生游行、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等等任何行为，都会被看成是非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最大的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比如信访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宪法》第41条，再根据国务院的《信访条例》规定老百姓可以上访，同时地方政府又会说你到北京来上访是非稳定的因素。信访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稳定的因素呢？所以这是刚性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如何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呢？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认为刚性稳定的相对一面是韧性稳定，韧性稳定这个词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想出来的。我讲刚性稳定，刚性稳定的对立面就是柔性稳定，他说柔性不好应该是韧性，因为韧性是可以测量的，韧性是不能断的，刚性容易断。中国社会怎么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想了几点，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要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治权威。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有没有可能转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一是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的问题。中国社会80%以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币的矛盾。要确保利益的均衡，使利益冲突不至于发展成大的问题，我们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农村的利益体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怎么使农民拥有土地权利，使农民在土地权利中间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农村土地权问题，最近两年中国的民权纠纷也在不断的增加。谁来主导这个利益，既得利益的人会愿意吗？我们先把这些观点提出来，讨论的时候以此来探讨有没有可能。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转变，首先是要解决利益问题，但最关键的不在于利益，还有政治。我想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宪法》框架内有民主、有真正利益表达的社会，这样问题就来了，怎么改？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顺利的发展，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有一些想法。能不能从最基层做起，十年以前我研究的主要是乡村，村一级，最后发现村一级不行，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政权的最基层政权。所以我现在想真正要改变中国的就是县，从县级政权做起，能不能在县级政权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因为这样既不影响整个国家体制的变动，又能够为整个国家体制找出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县级政权怎么改？第一，县级政权能不能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予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坐实人大代表选举。第二，县政长官能不能真正拿到人大来选，而不是组织的调派。现在县一级到了政治分权的时候，能不能把政府真正建到县一级，这是目前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县级政权做好了，对将来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能打下了伏笔。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纲领》中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讲把县级政权做实，这个国家就可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所有县级政权是直接和民众面对面的，中央、省的政权都是管官之官。最近我一直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呼吁启动县级政权改革。第三，一定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制度来解决纠纷，只能采取信访。我们往往会说由于司法的不公平，由于司法的腐败，所以不得不出现信访制度。所以我觉得对司法制度的改革是目前改革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要解决刚性稳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司法改革。怎么改变司法？我说要有司法制衡，我们制衡谁？用司法权制衡基层政府。与中国老百姓权利相关的司法问题主要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能不能想办法使现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脱离地方官员的控制。能不能在基层法院、检察院把这一点先改了，起码做到县、市两级法院的人、财、物都不归地方政府管。我认为，对地方县级政府一方面要给它权力，让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司法权的制衡，当司法这个最后的社会底线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