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未必有好报辩论素材

好人未必有好报辩论素材首先，我将阐述我方对好心和好报的理解和理论依据好心属于主观动机，是好心主体希望其行为能对他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产生良好效益的主观愿望。一、对方辩友认为好心总有好报。“总有”在逻辑上是指唯一确定的必然关系，好比说人总有一死，就是一定会死，没有其他结果。首先，从唯物辩证论的角度看。好心是主观动机，好报是客观结果，正方坚持认为好心总有好报，实际上就是以主观动机代替客观事实效果，是典型的动机论，唯心主义观点。而我方认为，好心未必有好报！“未必”在唯物辩证法上指的是或然判断，指的是有时有好报，有时没好报，有时是善报，有时是恶报。只要有一例好心没有好报，“未必“就能成立。二、大量的事实表明，要想好心有好报，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是要要分对象的，是要尊重客观规律的。这好比想让一棵幼苗结出稻谷，需要雨水，需要光照，需要大自然的生长法则。忽略这些要素，只有好心一颗好心能带来什么？带来的只能是拔苗助长！不考虑对方需求和感受的好心只能是好心没好报。举个例子：某些慈善机构在资助贫困学生和贫困家庭时，一些受助者却拒绝资助，认为这侵犯隐私，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好心在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里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在国内搭公交车你把坐座位让给一位老人家，得到的是感谢和赞美。但还是你，在丹麦，在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人，结果呢？你得到的只能是委屈和指责，因外在北欧，这是侵犯老年人的自尊！三、既然，“好心未必有好报”，那就是代表我们没好心吗？那就是冷漠吗？错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深知“好心未必有好报”，我们才更珍惜好心，才更提倡好心，才更希望好心有好报。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两百年前告诉我们的那样，“正是现实中充满了失望，我们才被赋予了希望”。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传统道德滑坡，很多人失去信仰，迷失自我，法律法规不健全。正是深知“好心未必有好报”，各级政府，媒体，社会各界才更应该从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入手，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仰，完善惩恶扬善的法律法规，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家一起，拒绝冷漠，让好心温暖中国！四、更何况，对方辩友所谓的好心又由谁来评判呢？你怎么证明你所说的就是好心呢？某个想法，你觉得是好心，他人也可能未必觉得是好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同样看到很多借“好心”之名，而行“坏事”之实的例子。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你看，多好的心肠啊，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用他自己的话理解就是一切皆出于好心，为了天下，为了黎民苍生。但是历史却说他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好心还是坏心，有时候确实难以分辨。既然连“心”是好是坏有时候都难以分辨，那何来好报呢？古有韩信辅汉，被诛淮阴，岳飞抗金，冤死风波亭，今有彭宇好心，反成被告，父母好心，反成溺爱（李双江、李刚）。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一件件真实的例子都告诉我，好心未必有好报。而对方辩友为什么对这些真实的例子视而不见，而固执地坚持好心总会有好报呢。就连对方辩友一再强调的雷锋也曾经说过“对人民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为什么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因为连雷锋也可能意识到“好心未必有好报”。对敌人的好心，有可能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即使是好心，也要注意对象、方法，否则只会好心办坏事，更不可能“好心总会有好报”了。另外，对方辩友一再误解我方，误导评委、观众，认为“好心未必有好报”就是否认做好事的价值，要大家都不要去做好人。错了，你们大错特错，这样的误解对我们是多大的冤屈啊！好心未必有好报，不等于不要做好人，而只是指这是一种社会现状，是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阵痛。社会上不时有一些好心未必有好报的事情发生，我们心痛，我们愤怒，但正如疗伤总会产生阵痛。意识到好心未必有好报，只会令我们更加去关注那些好心人，通过道德呼吁、媒体引导、法律保障，让好心人不受伤。如果好心总会有好报，那为什么还要去道德呼吁，完善法律呢？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辩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顾现实盲目地认为好心总会有好报，那还有谁去关心那些受伤的好心人？对方辩友、评委们、朋友们，从情感上我们非常希望好心总会有好报，但现实和理性告诉我们好心未必有好报。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那些明知好心未必有好报，但却敢于做好事的人，尤其令我们敬佩、学习，正如顾城所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如果对方搬出因果论之类的，我方可以诡辩。提出，如果人们都为了善果而去做善事的话，这样的善事是不纯正的，好心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何谈好心有好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