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

第十四章两汉的今古文之争第一节今古文之争奠定了两种读解模式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最初的典籍。它们是中华民族成熟时代的思想库，几乎提出了农耕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如天人、民族、君民、家庭、形神、食货、俭奢等等。所以在此后两年多年相对稳定的封建社会中产生的种种思想几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它的原形或雏形。秦始皇焚书坑儒，毁掉了法家以外所有之书，使中华民族的思想库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西汉初年，迫切需要重建思想库，诸子学有所恢复，于是那些侥幸免于秦坑的儒生靠父子师徒口头相传的典籍大义便以此时文字——隶书的形式重新问世而献之于朝廷与郡国。如辕固生、申培公、韩婴三家讲《诗经》，伏胜讲《书经》，高堂生讲《礼经》，田何讲《易经》，公羊寿、胡母生、董仲舒讲《春秋》等等。不料，汉武帝时孔安国以及河间献王刘德也向朝廷献书，声言为孔府原藏，用战国时山东六国的文字大篆写成。汉时大篆已不流行，故称古文，崇尚古文经的学者被称为古文经派，而崇尚隶书典籍的学者也就成了今文经派。汉平帝时，王莽辅政，刘歆任京兆尹，封红休侯，再次提倡古文经，终将其立为官学，古文经遂得到广泛传播。光武中兴，复废古文，然古文经在民间已广泛流传，争立官学的斗争也延续发展。光武帝时，韩歆、陈元与范升争立《费氏易》、《左氏春秋》；章帝时，贾逵与李育争《公羊春秋》；桓、灵时，郑玄与何休争论《公羊春秋》与《左氏春秋》之优劣。两派之争，从表面上看，内容有四个方面。第一，今古文典籍的真伪问题。今文经家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古文家斥今文经为秦火残缺之余。第二，典籍之价值问题。今文经家崇奉孔子，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六经寄托着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后世必须遵守的伦理纲常；古文经家崇奉周公，认为孔子是史家，六经是历史资料。第三，六经排列次序问题。今文经家既认孔子是政治家，所以把六经当作必读的政治课本按文字的难易排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家既认六经皆史，所以按其问世的先后排为易、书、诗、礼、乐、春秋。第四，治学方法目的问题。今文经家把六经当作政治课本伦理纲常，因而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家把六经作历史资料，因而讲求回归本义。两派之争，从表面上看，内容有四个方面。第一，今古文典籍的真伪问题。今文经家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古文家斥今文经为秦火残缺之余。第二，典籍之价值问题。今文经家崇奉孔子，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六经寄托着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后世必须遵守的伦理纲常；古文经家崇奉周公，认为孔子是史家，六经是历史资料。第三，六经排列次序问题。今文经家既认孔子是政治家，所以把六经当作必读的政治课本按文字的难易排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家既认六经皆史，所以按其问世的先后排为易、书、诗、礼、乐、春秋。第四，治学方法目的问题。今文经家把六经当作政治课本伦理纲常，因而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家把六经作历史资料，因而讲求回归本义。在四项内容中间，核心是第二条，即典籍的价值问题，或者说是典籍怎样为汉代政治服务的问题。今文经派先于古文经派出现，它是唯一的服务于西汉中期政治的儒家学派。孔、荀、孟等儒家先哲尽管已经提出了农耕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皇帝”、“郡国制”、“地主制经济”等等毕竟是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新事物，摆在新一代儒生们面前的时代课题是如何使传统的儒学适应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因此，汉儒对于先哲，既不能抛弃，也不能照搬，理所当然的走向了基本继承稍加改造的道路。所以，今文经派把典籍看作是伦理纳常，读其书即把其当作政治课本，由浅入深，从易到难，而且不重回归本义，而重体会精神，从微言中引申大义，以达为现实服务的目的。董仲舒是典型的今文经学派，他改造了思孟学派“天人合一”思想，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命题，认为天会以祥瑞灾异示人，人可以善恶真伪感天；他发挥《公羊春秋》之意，肯定“大一统”的天经地义，并阐释其理，说任何事物那怕是相反事物最终是合为一起的，归于统一的，还认为天体现大一统就是授命新君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君失道，天就会授命新君，君权神授，诸侯王和人民都必须服从皇帝。最后，他从天有阴阳两种属性推导出德、刑两种统治手法，提出了外儒内法这种新的统治术，并提出了教化的新内容“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种关系的准则。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思想已经不是儒家典籍的照搬，而是运用微言大义的读解方式，在承认儒家典籍社会价值的大原则下的新儒学。它以儒家学说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之说，内纳法家法治思想，将封建秩序神圣化、绝对化，使神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结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从而适应了中央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尽管董仲舒为“当世之务”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然而其方法——神学目的论却非常脆弱，因而后来发展为谶纬神学，受到农民起义和进步思想家的冲击，也与两汉之际动荡的社会现实相矛盾，于是古文经学应运而倡大。古文经真正风光的时代是新莽时代，他们以真伪问题向今文经发难，目的再于根本动摇其地位，而真正使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今文经家从微言中发挥的大义，而要求读典籍要回归本义。所谓回归本义，其实是一把两面剑，一方面否定今文经家之大义，另一面回归他们自己的本义，而并非回归先秦儒家之本义。刘歆在整理典籍名义的掩护下，多对其篡乱，为“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术张目，就是古文经家治学目的的最好证明。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说明，治学目的决定了人们对典籍的价值观念和读解方式。今古文之争奠定了两种读解模式：回归本义和微言大义。两种读解模式虽殊途，然实归一。第二节“微言大义”是后代主要的读经模式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汉祚潜移，今文经早已失却其所为统治工具的作用而从此沉寂，古文经的经典注疏也不足以厌悦人心，马融、卢植、郑玄、许慎在古文经的形式下走上了综合古今的折衷道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是以后至清嘉庆间，所行者大体皆古文经，然“微言大义”却是其间主要的读解模式。魏晋的主导思潮是玄学。玄学并不是“玄虚之学”，也不是逃避现实不涉世务的空谈，而是以注释《老子》、《庄子》、《周易》所谓“三玄”典籍为形式，以老庄的天道自然来论证儒家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以道释儒、儒道结合的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他们的初期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宣扬“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目的再于使掌握实权的门阀士族驾驭皇帝；又鼓吹“名教出于自然”，推导出封建伦理永恒不变的主体思想。他们的后期代表人物向秀、郭象进一步宣扬“名教即自然”，推导出人与人有上下、贫富、贵贱、尊卑之分都是自然的结论，以此要求人们各守本分，不可逾越。中国封建社会至唐代发展到繁荣阶段，文化思想也发展到新阶段。唐太宗李世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治国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民本论，而“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几乎与荀子语言相同。高唱“欲为圣朝除弊政，岂将衰朽惜残年”的韩愈著《原道》，不过是在儒家经学历史的基础上叙述了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从而淘汰了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赋与了封建国家存在的人文主义性质，为封建专制找到了新的理论根据。柳宗元著《封建论》，也不过是运用儒家大一统的原则论证郡县制“摄制四海，运用掌握之内”的优越性，为封建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存在形式。可以说，唐代是在注释典籍的文化氛围中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发展文化，通过李世民的治国思想、韩愈的国家起源说和柳宗元的封建论而把中国地主阶段的国家思想发展到最高峰。新学代表王安石注释《诗》、《书》、《周礼》，合称为《三经义》，阐发了“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进化的历史观以及“三不足”的变法胆略，成为后世改革效法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关学创始人张载注《易》而作《正蒙》，“俯则读、仰则思”，目的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于占主导地位的理学，不过是在注释儒家典籍的形式上形成的把儒家思想哲理化的思潮，其以微言大义为封建统治的目的十分露骨。二程、朱熹以他们所臆测的宇宙发生及运作规律——天理，去论证所谓封建秩序，以“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去导引人们以天下之物中的“天理”印证心中“所有”——实际是受封建教育而有的封建伦理，以儒家道统即十六字“真传”——“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去论证“存天理、灭人欲”的合理性。黄宗羲研究了宋元明等代儒学，著成《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书，在“古也如此、今也如彼”的格调下阐述了反封建专制的政治思想。顾炎武反复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主之典，不综当世之文”的清谈士风，提倡真正读懂古书，然他倡导回归本义的真正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乾嘉年代的汉学，是古文经或者回归本义读解模式发展的顶峰，确已进入繁琐考证、饾饤琐碎、故纸绝学之意境，但也不可绝对否定。且不说戴震抨击“以理杀人”的真知灼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对程朱所谓十六字道统真传的实质性否定，就汉学的整体而言，它是以“复汉”的形式而对空疏“宋学”的一种反动，其政治趋向隐含其中，这种否定到一定程度，便不可避免地要迸发出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来，至道光年间，龚自珍便以如橼之笔给社会以批驳，为封建专制敲响了丧钟。第三节“改造以切实用”是近代人处理典籍和西学的主要手段步入近代，由于西学的传入，典籍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和复杂化，学者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远非古代先哲们所能预见，于是读解方式暗暗发生了变化，今文经之微言大义读解方式突出起来。早在清代中期，大约与戴震同时，庄存与起来研究《公羊春秋》。他及其著名学生刘逢禄、宋翔风都是常州人，所以被称为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今文经学在沉寂一千余年后重新崛起，它很快地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学习并利用而为改革服务。这是因为：其一，今文经学属于经学范围，有合法性可以利用。其二，公羊学强调“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可以供自由发挥。其三，公羊学中“张三世”、“通三统”的观点，尽管属于循环论，但可以被改造为历史发展观。受今文经学的影响，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都程度不同的、自觉不自觉的用微言大义的读解方法，去改造外来的和中国的历史典籍。洪秀全从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出发去读《劝世良言》和《圣经》，对基督教的内容作了改造：抛弃了鼓吹忍耐顺从的内容，而把基督变成了“斩邪留正”的复仇之神；不仅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来世和天上，而主张通过反清革命以建立人间现实的“太平天国”；变三位一体说为上帝人形论，把上帝人化，同时也把自己神化。洪秀全同样从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出发去读儒家典籍，吸收了其大同理想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平等观念，但也继承了君权神授、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这些被改造了的思想混杂一起，对农民起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是并存的。严复翻译《天演论》，是近代先进人士对西来典籍读解的成功范例，其秘诀在于改造以达已旨。达尔文1869年发表《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科学地揭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赫胥黎发表《进化论与伦理学》，认为人类有道德，所以人类社会和生物界的进化规律有所不同，人类可以掌握规律改变命运。然而同时代的学者斯宾塞却与赫胥黎观点不同，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也是物竞天择强食弱肉，人类无法掌握规律而战胜自然。斯宾塞的观点为殖民者所利用，成为它们侵略弱小落后民族的精神武器。假如严复直译赫胥黎的观点，即承认人物有别，那么生物进化论就成为纯生物学领域的理论，而与中国社会无关。假如严复完全照搬斯宾塞的观点，即承认以天持人，那么中华民族只有认命而听任列强宰割。出于救亡图存需要的严复灵活的采取了一种各取所需的态度：抛弃了赫胥黎的“人物有别”论，赞成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抛弃了斯宾塞“任天为治”论，而赞成赫胥黎的“以人持天”论。他把译文与按语汇为一书，题名《天演论》。人们读其书，清楚的认识到西方强大，必然进行侵略；中国落后，必然挨打；中国通过变法，可以致强，从而免于亡国灭种。所以严夏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部生物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