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2014---11---15讲解提纲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重点）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概况、内容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一）国际背景：中美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明朗化。•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定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2.。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保留与台湾的文化、商务等方面非官方关系。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国终止美台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也将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驻台美军及军事机构。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国内背景•1、政治方面：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但左倾错误依然在国内占有主要地位。•2、经济方面：大力整顿经济，国民经济恢复并发展，但又在左倾思想错误指导下出现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徘徊中前进。•3、科教方面：教育、科学回复到有序轨道，文艺创作一度活跃。•4、社会方面：国民心理和社会氛围发生变化。•5、思想方面：批判“两个凡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后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6、1978年下半年，针对历史疑案，关于平反冤假错案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应该平反。1977年12月,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但是,由于华国锋等人的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工作很难开展。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他提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问题。此案牵涉面非常广，不仅当事人本身深受迫害，而且株连家属和当事人的一些社会关系。再比如，提出解决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由历史疑案不能平反引发，又推动了历史疑案的平反。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准备——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概况：•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期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0多人。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工作会议,它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既是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和9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继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说:中央通知的这次会议的议题是:一、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各级党委都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狠抓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他又说:“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以生产斗争为中心”。虽然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还是要抓阶级斗争,而且只想以“头两三天”讨论一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然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同志和绝大多数与会者,则主张把讨论工作重点转移与纠正左倾指导思想与纠正左倾错误造成的后果结合起来。这种矛盾立即以尖锐的形式出现了,并改变了原定的议程。•开幕式后，从11月11日起，各组开始讨论华国锋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由此开始了各种观点的直面交锋，使原定20天的会期拖至36天才结束。矛盾的焦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两个凡是”vs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争论开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种执政指导思想的讨论，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实施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较量。也是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的务实派和易华国锋为领导的党内毛主席的忠实支持者之间的辩论。两个“凡是”：•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了中宣部的汇报时说：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要避开不说。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他不但没有勇气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而批准“两报一刊”1977年2月7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过了当时的政治局同意。“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反对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支持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几天，华国锋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里的“已经去世的”，当然是指毛泽东。华国锋在这个批示中要求逮捕和镇压“谣言制造者”。根据这个批示，各地都抓了一些人，把质疑毛泽东的声音压了下去。反对两个凡是5月24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进一步公开挑战“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邓小平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支持两个凡是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当时《公安六条》还未撤销（1979年2月才撤消），其中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孙长江曾说，当时《公安六条》还未废止，那个时候谁要批评毛泽东可不是闹着玩的，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个月之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给文件起草人讲话，中心意思是要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对待邓小平问题和天安门事件。反对两个凡是但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却对文件起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说，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必须平反；二是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在会议进行中，陈云、王震等人发言支持叶剑英。显然，叶剑英等人的意见违背了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就在一年前的1976年4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元老压力下，华国锋让了步。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支持两个凡是汪东兴的立场则很强硬。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些媒介发表文章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1977年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汪东兴将这一指示发到所有宣传机构，给媒介和理论界戴上了紧箍咒。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了解了情况之后，于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片言只语当作处理问题的依据。由于民意和元老们鼎力支持，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正”职务。支持两个凡是然而，在8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所作的报告仍然以“两个凡是”为基调，盛赞“文化大革命”。他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赞誉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他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甚至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表明，“两个凡是”还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在十一大上，汪东兴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全国党代会对他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达到人生顶峰。反对两个凡是1978年5月，一场牵动全局的进攻开始了。力图开辟新时代的改革者终于找到了攻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就是由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合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胡耀邦大力支持下，孙长江、胡福明两位作者合作的这篇文章，于当月10日发表在胡耀邦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文章说：“现在……‘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关心时事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些话针对性很强，是冲着“两个凡是”来的。新时代起航的汽笛鸣响了。支持两个凡是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11日当天晚上11点，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毛选编辑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