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论中共“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

郝妍在讨论这个话题前，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左倾”错误？•“左倾错误”的全称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它是指党内的一种错误思想，表现为急躁、冒进，不顾客观事实；或者照搬马列原著，咬文嚼字，不能灵活运用。相对来说还有“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对敌人软弱、妥协、害怕、投降，政策和路线上保守，走在群众的后面。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它的主要之点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不仅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与此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起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９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１９３０年６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王明教条主义:•从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９３５年１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４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１９３５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比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更多理论的装饰，所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左倾错误的影响：•使中国在革命道路上走得更加曲折。•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使自己的地下力量暴露,革命更加危险。•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王明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得到的教训是：•①无论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都要根据国情，制订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②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发扬民主作风，不能主观决定一切。•③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革命道路不能照搬照抄，走自己的路。晚年毛泽东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形成的根源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起,“右倾机会主义”批判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1956年《论十大关系》“八大”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晚年毛泽东的“左”倾失误肇始八届三中全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忽略了“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纠左转为反右。阶级斗争主要由党外转向党内•1961年“八字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并在他人生的最后时期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社会历史因素•毛泽东尽管具有超群的魅力和非凡的才智，但如果没有时代环境、体制条件作依托，没有那样一个群体，没有那样一些志同道合和推波助澜之人，这种魅力和才智就无从发挥，既不可能为善也不可能作恶•毛泽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甚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人的批评。但毛泽东对来自他人尤其是党内高层领导的批评和对自己错误的纠正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对自己的权威的挑战，超出了这个限度批评则会适得其反。•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进入六十年代开始，他在一片歌颂声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时，以林彪为代表的“造神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不但对“山呼万岁”早已习以为常，而且，对于什么“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四个伟大”、“最高最活”、“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一开始他都是接受的。封建帝王思想•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国和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种种影响。他又十分喜欢读古书，尤其是二十四史。他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他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自认为“坑儒”比秦始皇还多•在七千人大会上，一方面大讲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又说：“全国几亿人，每人提一条意见，那还得了？”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越来越严重，晚年深居中南海，不接触群众，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很少见。他让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发号施令；让毛远新当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最后又充当高级联络员。他把自己同外界完全隔绝开来，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一意孤行，最后被别有用心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陷入他们的罪恶包围之中，酿成了个人与中国历史的一场悲剧。个人气质和性格•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浪漫主义，往往理性的成分较少，容易走极端。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出“矫往必需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毛泽东又不是一位高明的经济学家。“大跃进”，他提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要“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大手一挥，豪迈的说“东风压倒西风”，要“十五赶英超美”。•在他的性恪结构当中，情绪所占的比重较大。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的行动往往受自己的情绪所支配，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他出尔反尔、言行不一，十分地严重。•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自觉表白要当反“左倾”的头子，但当彭德怀等人批评他的“左倾”思想的时候，又亲自发动了整“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请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但，后来由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加以否定，又坚定地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部署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左倾错误的原因•忽略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并将之扩大化和绝对化•追求一种空想的社会目标•国际环境的恶化及对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中国文化的落后及民主的缺乏中国艰难的探索历程给予我们的思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应着眼全局，以实现全面发展•民主开化•国民的创造力总结•用极端主义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用恐怖主义建设不了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