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一、《两都赋》体制溯源清程廷祚《骚赋论》云若夫体事与物，《风》之《驷》，《雅》之《车攻》、《吉日》，田猎之祖也；《斯干》、《灵台》，宫殿、苑囿之始也；《公刘》之豳居允荒，《绵》之至于歧下，京都之所由来也。程氏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但陈氏只从内容方面说，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体制上的特征。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情形就会小有不同。从京都赋的内容上说，它同《诗·大雅》的《公刘》、《绵》中某些段落有相同处，也同《小雅·斯干》、《大雅·灵台》相近。因为汉代京都赋除写地理形胜、文物、礼制之外，也还写到宫殿、苑囿、田猎等。如果从京都赋的题材与结构的关系方面说，似与《诗·小雅》之《吉日》、《车攻》二篇的关系更为密切。《诗经》中《吉日》写西都之田猎，《车攻》写东都之田猎，皆以美颂为宗旨。朱熹《诗集传》于《吉日》题下引吕东莱语《车攻》、《吉日》所以复古者，何也？盖ｓōｕ＠①猎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焉。这同班固说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相一致，正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从功用方面说，赋是由诗分化发展而来的。《吉日》、《车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动为中心写田猎，而且一在镐京，一在东都洛邑，这同《两都赋》的结构有些相近。而且《车攻》第一章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牧庞庞，驾言徂东。写东都洛邑之田猎，却从由镐京起程说起，将西京同东都联系了起来。因而，它们虽为独立的两首诗，但从文字、内容上说，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两都赋》在构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车攻》之启发。抛开内容、题材不说，只就体制言之，《两都赋》同《子虚》、《上林》有更多的相同之处。第一，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西都赋》开头云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ｓｈí＠②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注引文据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校刻《昭明文选》李善注本。本文所引赋原文，未另外注明者皆据此。以下便是描述西京长安的文字，洋洋洒洒，两千多言，再无一句对话。人们读赋之时，根本就忘掉了有一个东都主人在睁大两眼呆呆地听着，也忘记了这是一个叫西都宾的在向人讲述，只觉得在读一篇文章。其未尾曰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举也。便算是收尾。这种开头结尾的办法，全是学了《子虚赋》的一套。再看《东都赋》开头东都主人喟然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予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以此作为上下两篇的连接。这种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来自先秦时的问对和散体赋如屈原的《卜居》、《渔父》、庄辛的《谏楚襄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钓赋》等。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并接成的。赋中描绘场面与情节多用韵语或排偶段落，但这些韵语和排偶段落之间，又往往以散文句式组合起来。这就很像在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些较细的金属条作为联缀物。由于赋的开头有这么一段交待背景、人物的文字，全文又以对话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它多少带有一点情节的因素，故国外有的汉学家称汉代大赋为史诗。从题材、内容方面说，京都赋的史诗性质最为突出。第二，风格上都有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特征。列举物事，铺采ｃｈī＠③文，也即司马相如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由于《子虚》、《上林》、《两都》等赋的影响，这成了汉大赋的共同特征。追求壮美，以大、以多、以穷尽为上，有时其描述纯粹成了一种表现精神、气概、愿望的手段。第三，都是葫芦形的结构方式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结构方式体制如再向上追溯，乃是来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但不能说这当中没有司马相如的创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主题，因而《子虚》、《上林》后来成为写田猎、京都题材的大赋的范本。《两都赋》之前明确以京都为名的赋作，当推扬雄的《蜀都赋》。扬雄赋多因袭模仿之作，但也有变革与创新，其由司马相如的游猎赋而受启发创作《蜀都赋》，即为一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未收此篇，今人或疑其非扬雄之作，以其韵不叶。实际上此赋押韵与汉时韵部一致，并无不合参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严可均《全汉文》于扬雄赋中则列为第一篇，盖以为扬雄早期之作。后人依托的说法似不能成立。司马相如取《高唐》、《神女》的形式而反映了现实的主题；班固由《车攻》、《吉日》的内容表现和《子虚》、《上林》赋的模式而成《两都赋》，表现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展示了前后汉政治中心的壮阔图画，表现了人们要求安定的愿望和作者的历史观。《子虚》、《上林》是写苑囿、田猎，而《两都赋》扩大至写京都，包括宫殿、苑囿、田猎、礼俗、文教等，内容的历史文化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使它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价值。二、《两都赋》的背景与作时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明年，有诏ｆù＠④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灞ｃｈǎｎ＠⑤，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⑥平乐，仪建章。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明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注杜笃《论都赋》。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杜笃传》，下同。《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的记载。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注杜笃上《论都赋》时间，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以为关中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后汉书·杜笃传》。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设为客有为笃言者，笃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但杜笃封奏此赋之后并未见朝廷有什么反应，他个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奖注《后汉书·杜笃传》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笃后仕郡文学椽，以目疾，二十余年不ｋｕī＠⑦京师。但是，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却时有所闻。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人们无形中以前汉武宣之世作为发展的蓝本。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李善以为《两都赋》作于和帝89-105年时。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言和帝恐系明帝之误，而假定在为郎后一二年，故系于明帝永平九年66年。二者相差三十来年。按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在永平七年64年，陆说似为有理。然《东都赋》东都主人对西都宾说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显然是作于永平以后的语气。则陆说有误。根据其他方面材料看，《两都赋》之作亦不至迟至和帝之时。根据我的研究，其应作于章帝76-88年之时。因为一、班固于永平七年因为同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而迁为郎。《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在迁为郎，典校秘书下云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前所著书。因《世祖本纪》为四人所同撰，班固迁为郎之后一方面是受旨著书，一方面自己也急于自证其史才，应忙于撰前汉史之《列传》、《载纪》，尚不能锐意于诗赋。则《两都赋》不作于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可以确定。二、班固在章帝章和元年87年上《汉仪》、《南巡颂》之后因母丧去官，第二年即为中护军，因而于和帝永元元年有《北征颂》及《燕然铭》，均与军事有关，不会于马背上去构思《两都赋》这样远离军旅生活的鸿篇巨制、所以也不会是作于和帝之时和帝于公元88年2月继位，次年为永元元年。据此，则只有作于章帝时。章帝有建初76-83年、元和84-86年、章和87-88年三个年号。其不作于章和年间，前所论第二条已明之。建初、元和之中，究竟作于哪一段时间呢？我以为当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因为班固于永平十五年定《建武纪注》注《后汉书·马援传》记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厘定《建武纪注》。，永平十七年云龙门对策，作《神雀颂》、《秦纪论》及《典引》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92-93页。，当年8月明帝薨。章帝建初四年79年作《白虎通》，建初七年上《汉书》。则此前主要精力乃在《汉书》上。又《两都赋序》中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而建初元年大旱，酒泉太守段彭等击车师、攻交河城，山阳、东平地震，其秋有星孚于天市，不可谓之无事；二年发永昌等三郡兵击哀牢，马防等击羌从二年至三年，三年又有武陵漤中蛮反五年击漤中蛮，亦俱可谓多事之秋；六年至八年从所存史实看，尚无作此赋之因由。由以上事实看，《两都赋》应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除以上所述两方面理由之外，还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从赋的内容看，《两都赋》末尾所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反映了此赋作于这几种祥瑞出现之后，朝廷议礼之时。据《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七年82年冬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祭十一陵。岐山得铜器，形似酒尊，献之。又获白鹿。这同赋末所附《宝鼎诗》中说的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一致。又元和二年85年五月诏书云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甘露屡臻。则《两都赋》不作于见白鸟等祥瑞之前。所以我以为《两都赋》作于元和二年或元和三年。其次，从班固的生平活动与创作动机方面看。《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八月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次年二月，东巡狩。五月有关于白鸟等祥瑞的诏书。四月还宫，班固上《东巡颂》。这证明此次章帝东巡狩班固是从驾的。我以为班固于从驾出巡中对圣意有所体察，应是其作《两都赋》的思想基础。不然，班固也是扶风安陵人，如从家乡感情方面说，应同杜笃、傅毅一样是希望建都长安的。即使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建都洛阳于国家有利，如果不知圣意如何，在事情尚拿不准的情况下，他至多只能上疏陈事，不会作赋以张扬之。一般说来，用于献纳的作品的创作动机有两展其表层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客观的原因，而其深层的动机则往往是要达到个人的某一目的。这里先谈谈班固创作《两都赋》的表层的动机。《两都赋序》云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墙，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感怀怨思，冀上之ｊｕàｎ＠⑧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就是说，班固是针对有些人的迁都之议而写《两都赋》的。我们再深一层考虑不仅作赋颂赞建都洛阳决策有一个机缘问题，西土耆旧重提迁都也有一个机缘问题。我以为章帝时一些人鼓吹迁都之事，当发生在建初七年冬十月章帝西巡狩前后。那么，班固之作《两都赋》，应在此后。以如此的鸿篇巨制，从地理、史实到辞章，恐非数月能就。第三，从人事关系上看。班固作《两都赋》，尽管序中说是针对主张迁都的西土耆老而作，但客观上与杜笃的《论都赋》针锋相对。杜笃之赋未引起光武帝的重视，故二十余年不ｋｕī＠⑦京师，仕郡文学椽，而在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前后入马防门下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马防为马援次子，其女弟于永平三年为后。据《后汉书·马防传》，马防于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钜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调，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