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数字化生存》和互联网在中国的起步

1996年，《数字化生存》和互联网在中国的起步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1996年，《数字化生存》和互联网在中国的起步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1.1996年春天，位于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中路的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现在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间屋子里来了两个人选书。这间屋子是台湾版权代理公司博达租用的工作室，里面有两大排书架，都是最新出版的英文书。在这堆书中，由于颜色“跳脱”，《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发现了黑色封面的《数字化生存》（BeingDigital）。他打开一看，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伊莲，我的数字化生活她整整忍受了11111年”。作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不用传统的十进制，而用二进制的表述方式，一下子吸引了胡泳。经过简单翻看后，胡泳决定放下手上正在写的《网络为王》，先翻译这本书。几个月前的1月30日，《三联生活周刊》刚发表了胡泳撰写的一篇名为《Internet离我们还有多远》的专题文章。这篇文章有一万多字，是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互联网的文章之一。这一年，中国最早的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InformationHighway的音译）刚成立不久，创始人张树新在魏公村建了一座“瀛海威科技馆”，准备开始做互联网面向普通大众的接入。当时，瀛海威还在中关村零公里处立了一个街头广告牌——“互联网离中国有多远？向北1500米”，而1500米正是瀛海威科技馆所在的地方。这个广告牌也成为了后来胡泳文章标题的来源。而一年前的10月，30岁的胡泳才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的机房里上网。这让他“特别震惊”、“很激动”，觉得互联网应该马上在中国大规模普及。身为记者的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写文章向当时的中国读者介绍“互联网能干嘛”，它“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神秘和遥远”，所以这才有了《Internet离我们还有多远》这篇长文。那时，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商用化，只有少数人可以在高校或研究机构里接入教育网，普通人对其并不了解。不过，有人已经利用互联网“求医”成功，被人广泛提及。比如当时山东有一个姑娘叫杨晓霞。她得了肌肉腐烂的怪病，后来通过互联网的求助，找到了救助方式；清华大学的朱令，也得了一场怪病。后来她的朋友通过互联网求助，最后发现是铊中毒。这些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故事，在当时却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文章发表后，胡泳接到了海南出版社欧阳欢的电话，希望他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这就是后来胡泳1997年出版的《网络为王》。不仅如此，欧阳欢还请胡泳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海南出版社翻译引进。因此，这才有了开头胡泳选书的那一幕。当时，胡泳向旁边的编辑建议赶快出版。“尼葛洛庞帝的书就是这个时代的《第三次浪潮》”，胡泳对海南社的编辑说道。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三联书店在80年代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它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阶段、工业阶段和信息化阶段。书中的观念和内容影响了在80年代成长的一代人。海南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逸觉得，尼葛洛庞帝提出的观点和看法比较新鲜，而且胡泳有这方面的意思，所以当时才决定出版此书。海南社决定出版后，胡泳和太太范海燕仅仅用三周时间就完成了译稿。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电脑，这些译稿全都是手写完成，然后交到出版社打印。2.1996年12月，《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迅速掀起了畅销的热潮。这本书在20多年前就大胆并基本准确预言了数字科技将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变化，探讨了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数字勤务员将把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等等。当时，海南出版社对书名、封面、文案、目录和内容简介等都进行了重新包装、设计。比如原书只有章节目录，海南出版社总编辑苏斌则将其变成了带有内容提要的导读，使其更加贴近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而不是一本单纯的技术书。值得一提的是书名的译法。当时，胡泳坚持把书名BeingDigital翻译为“数字化生存”，而没有借用台湾译本的《数位革命》。除此之外，书的封面上还印着一句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强调“生存”这一概念。“你不能够允许你再次被甩掉，不然就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连生存这种可能性都消失了”，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这样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希望迅速地获取新知，以免落后。而且当时还流行着“开除球籍”之类的话语，也是中国人同样情绪的反应。最终，《数字化生存》卖出了60万册。“如果算上盗版，应该是在百万以上”，胡泳说。“中国市场化整个加快是在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在这个剧烈（的市场化转型）过程，我觉得有一批这种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阶层，他对财经、对新技术其实是有一种渴望的。因为他知道，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当中，需要整个更新自己的知识，以便在社会当中更好地生存。这种读物是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本质上的影响还是扮演了启蒙的（角色）。它实际上是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讲，是纯粹的启蒙。等于是告诉他们，世界的潮流在往这个方面来走。对于很多互联网业界的人来讲，好多人是因为这本书进入到行业中，围绕这东西来做事”，胡泳补充说道。胡泳回忆，当时中学老师还会把《数字化生存》当成一本课外读物，向中学生来推荐。比如后来的作家韩寒还把这本书写进了自己的成名作《三重门》。“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一个老师，她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上第一节课时她说不鼓励我们看语文书，然后给我们讲高晓松——那个制作校园歌曲的。她第一节课给我们唱了《青春无悔》，说我们不要满足于考试之内的死的没用的东西、要在考试外充实自己，这样才能青春无悔。然后她推荐给我们惠特曼的书，小林多喜二的书，还有一本讲知识经济的，还有《数字化生存》……”，韩寒在书中写道。除了韩寒，这本书也影响了当时的许多人。“对当年那些刚刚了解'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刚刚了解尊重客观规律意味着什么，刚刚明白科学预测、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重要性的人来说，（《数字化生存》里的）'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无疑是一声惊雷。这是全新的未来观，更是响亮的行动主义宣言”，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在《从“数字化”到“生存”——重读<数字化生存>》一文中回忆道。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伯凡在1996年读完后，就“在各种场合谈论、引用它”，而且“越来越相信自己读懂了它”。在他看来，“《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吴伯凡曾经是《21世纪商业评论》的主编和发行人，和原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冬办有财经脱口秀节目“冬吴相对论”。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刘九如则回忆称，《数字化生存》改变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正是受这本书的影响，他坚信IT产业必将从专业走向大众，互联网和数字化必将主宰我们的未来，从而积极参与《计算机世界》《电脑爱好者》《IT经理世界》等报刊的兴办，还写了多篇文章和举办众多与此相关的活动。当然，《数字化生存》对中国互联网最早的那批创业者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搜狐的创始人张朝阳不仅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还是他的投资对象。当时，尼葛洛庞帝一共给张朝阳投资了7.5万美元。这也是国内对互联网企业最早的风险投资。所以，从观念到行动，尼葛洛庞帝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朝阳。人人网、饭否网、美团网的创始人王兴在高二时就读了这本书，对其影响深远。王兴回忆，正是这本书，让其坚信——“凡是还没有被互联网所改变的行业，都即将被互联网所改变”。而张朝阳不仅成了一个“传道者”，还是互联网界耀眼的明星。他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还在天安门玩滑轮等等。“当时他到处去讲这些玩意儿。他本身创办搜狐，又有麻省理工学院这些海归的光环，所以当时很多人，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张朝阳所激励的”，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在2013年1月31日的一次沙龙活动中，张朝阳还称李彦宏和马化腾的创业都和他有关：“1998年我去美国硅谷找人，问李彦宏想不想回国做互联网，他在硅谷说中国搜狐做起来了，于是硅谷一些投资人给了他投资。1999年的我特别火，到深圳受到摇滚歌星式的接待，听众700人中就有马化腾，他听了我的故事激动不已，回去做了OICQ。”1997年，胡泳的《网络为王》作为第一本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专著也在海南出版社出版。胡泳称，当时亚信的田溯宁买了几千本送给各省的官员，因为他觉得这是最好的可以帮助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的读本。那时的流行用语叫做“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宁记得，当他到偏远省份跟地方大员谈应该如何加快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候，对方让他去找交通厅。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都在这一时期相继诞生，比如网易（1997）、搜狐（1998）、新浪（1998）、腾讯（1998）、盛大（1999）、阿里巴巴（1999）和百度（2000）等等。这些公司在未来的20年间全部得益于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数字化时代和知识经济，占据了中国商业的最前端。其中，以搜狐、网易和新浪为代表的门户网站是当时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标志，它们使得大量的中国人变成了网民，互联网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到1999年，也就是《数字化生存》出版三年后，互联网“基本上完全走向大众社会了”。某种意义上讲，《数字化生存》也改变了胡泳本人的一生。胡泳策划、出版和翻译了一系列有关互联网的图书。胡泳策划、出版和翻译的部分有关数字化的图书（注：其中有合著和合译，但为了阅读方便，不一一标出）1997年出版了《网络为王》《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时代英雄》。其中《网络为王》是第一部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互联网的书，后还在台湾捷幼出版社出版。《黑客》则被收入其策划的“网络文化丛书”。《时代英雄》来源于其在《三联生活周刊》所写的文章。1998年翻译了《2.0：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1999年出版了《另类空间》《我们是丑人和LUSER胡话之二》，翻译了《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其中，《另类空间》《我们是丑人和LUSER胡话之二》被收入了其策划的“数字论坛丛书”。2008年出版了《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这本书是他政治学博士论文改编而来，较早地探讨了网络空间中的私域与公域问题。它不仅被收入其策划的“思想@网络?中国”丛书，还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2009年翻译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2012年重新出版后更名为《人人时代》）。该书获央视读书栏目《子午书简》与《中国图书商报》共同举办的“2009年度30本最值得一读的好书”之一以及由蓝狮子读书会、新浪财经、第一财经联合评选的“2009年度十大商业图书”之一。2011年翻译了《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出版了《没有两片云是一样的》，探讨了云计算。其中，《认知盈余》获“2011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及《商学院》杂志“经理人阅读趣味年报”2013最受关注书单大奖。2012年翻译了《宏观维基经济学》。2014年出版了《信息渴望自由》《网络政治：当代中国社会与传媒的行动选择》《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翻译了《知识的边界》。2015年翻译了《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2017年主编了《连接之后:公共空间重建与权力再分配》，为《公地》文丛第一辑。除此之外，1996年底，胡泳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专栏“数字化生存”，写了大量相关的介绍文章。这个专栏也是继作家王小波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的第二个专栏。1997年，他写了一本《数字化时代的英雄》的增刊，第一次把盖茨、乔布斯、葛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