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秦汉文学

中国文学史（袁）之秦汉文学第1页共10页秦汉文学《吕氏春秋》：（1）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２３９年左右。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2）《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５篇；八览，每览８篇；六论，每论６篇。再加一篇序文，共１６１篇（今存１６０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3）①《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暢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②《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③《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赏析李斯的《谏逐客书》。（1）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2）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暢，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贾谊政论文。（1）《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５８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2）《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此文虽为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暢，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淮南子》：（1）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２１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2）《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西汉散文的演变（特点）（1）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2）①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②再从西汉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中国文学史（袁）之秦汉文学第2页共10页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赏析贾谊的《吊屈原赋》。（1）《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现实。（2）作者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之作。赏析贾谊的《服鸟赋》作《服鸟赋》，阐明自己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作品在抒发对人生、社会的感慨时，表现出鲜明的道家倾向。贾谊赋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多有借鉴。《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多用排比句，后一部分多用反问和感叹，上承《九章》而来。《服鸟赋》主客问答的形式，在《离骚》中已经采用。梁园文学群体：梁孝王刘武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枚乘《七发》：（1）《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2）《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3）《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如《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论多是养生全性之事，从那里可以找到《七发》的理论渊源。（4）《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5）《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赏析司马相如的《长门赋》。（1）作品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将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2）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援雅琴以寄愁思，闻之者亦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赏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1)《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作品虚构中国文学史（袁）之秦汉文学第3页共10页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2）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3）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4）讽喻夫人宗旨。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5）恢宏壮丽之美。《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6）汪洋恣肆与法度的和谐。《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扬雄赋的特点。（1）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2）扬雄赋在艺术表现上创造性的成就不多。其《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则尽脱骚体，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的影响。【★扬雄四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试析司马迁的创作心态。（1）父亲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2）)史官世家出身，对司马迁的一生影响甚巨，家族浓厚的文化气氛，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3）司马迁在２０岁时的漫游经历，对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4）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5）为兵败而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被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司马迁愤怨已极，痛苦不堪，也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由于这一打击，司马迁对历史本质和人生现实有了超乎常人的认识，使《史记》成为“成一家之言”的宏作。（6）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史记》的叙事艺术。（1）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司马迁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文学史（袁）之秦汉文学第4页共10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2）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①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②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3）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4）《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5）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