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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袁)之明代文学第1页共17页明代文学《三国演义》的主旨。(1)《三国志演义》用“依史以演义”(李渔《三国志演义序》)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依史”,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对历史的事实有所认同,也有所选择,有所加工;“演义”,则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径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2)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一部《三国志演义》的主旨。《三国演义》中的理想色彩。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1)政治上向往“仁政”。小说在以蜀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刘备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他爱民,也爱才。待土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2)人格上重道德。《三国志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3)才能上尚智勇。小说在描写三国间政治、军事、外交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是寄托着人民的理想。《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的倾向。(1)《三国志演义》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把魏国的曹操等作为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至于孙吴方面只是陪衬而已,因而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2)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是最能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符合广大民众的善良愿望的。《三国演义》是怎样表现悲怆的心理的?(1)作者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着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对于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刘备、诸葛亮等人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根据儒家的思维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2)作者无可奈何地将这一场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所谓“天数”,与其说是肯定了客观历史进展的理则,还不如说是流露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和痛苦。一部《三国志演义》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时”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悲剧,也是一部呼唤民族大众传统文化精神的史诗。中国文学史(袁)之明代文学第2页共17页《三国演义》的人格构造中的“忠义”。(1)《三国志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2)《三国演义》中的忠义观念、道德品格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他们的“义”,又包含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精神。因此,《三国志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又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三国演义》的艺术特点。(1)虚与实的结合。《三国志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有虚有实。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已经全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情节故事也多经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生叶等艺术处理。它已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借三国史实的基干和框架,另描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2)非凡的叙事才能。《三国志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人众事繁、矛盾复杂,却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才能。小说在叙事时,是将各个空间分头展开的故事化成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全书约可归纳为五条线: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中间的主线是魏、蜀、吴三方的兴衰。这几条线,此起彼伏,交互联络,建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在这构架上,作者又兼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时而实写、明写、正写、详写,时而又虚写、暗写、侧写、略写,使全书的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3)全景式的战争描写。就所叙的事件而言,《三国志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可说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它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中是罕见的。全书共写四十多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写得各有个性,绝少雷同,表现各异,充分显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4)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它塑造人物形象的显著特点,突出甚至夸大了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仁爱宽厚的刘备等,这些艺术典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类”的意义,他们的性格特征,一般都显得比较单一和稳定。(5)历史演义体语言。《三国志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这有利于营造历史的气氛;有时直接引用一些必要的史料,也能使读者“易观易入”,雅俗共赏,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历史演义的独特的语体风格。《三国演义》塑造人物的特点。《三国演义》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小说在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人物时所采用的手法:(1)出场定型。如写刘备“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曹操少时诈“中风”以诬叔父,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的非凡抱负,都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亮相”。(2)反复皴染。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3)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笔墨一般从史书或传说中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的色彩,虽然不一定能经得起生活真实的检验,但与整体的艺术效果却十分吻合。中国文学史(袁)之明代文学第3页共17页(4)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寄托着作者主要理想的刘备之仁,就是在与曹操之奸的对比中进行刻画的。类对比手法,对于区别同一类性格特征的人物“同而不同”十分重要。比如同为勇猛的战将,神勇的关羽、骁勇的张飞、智勇的赵云、英勇的马超,各有特点,并不成为一种类型化的人物。《三国演义》的影响。(1)《三国志演义》以75万字的规模,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今存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约有一二百种之多。(2)《三国志演义》对我国历史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关系至大,乃至对其他题材的小说创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它长期被人们视作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和军事著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的比较。(1)《水浒传》这一类小说通常被称为英雄传奇,以有别于《三国志演义》之类历史演义。两类小说有共同点,即主要人物和题材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2)两者的相异点:①前者一般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而后者是由“讲史”话本演化而成;②前者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而后者着眼于全面地描写一代兴废或见朝历史;③前者的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后者比较注重依傍史实。这些不同也就使前者有可能突破历史事实的制约,跳出帝王将相、军国大事的圈子,将目光移向民间日常的生活和普通的人。《水浒传》中的忠义如何理解?其复杂性表现在哪里?(1)《水浒传》是作者为现实深感不平,发愤而谱写了这一曲忠义的悲歌。《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仗忠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2)《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揭示了“奸逼民反”的道理,是很有意义的。但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这样一个悲剧:“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心腹”,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现实,而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3)“忠义”的内涵本身就十分复杂,它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但也融合着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它不是蒙在《水浒》外面的一层道德正义的保护色,而是能使小说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水浒传》的丰富的思想内涵。(1)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故事又在民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积累和加工,全书的思想内涵就显得丰富复杂,并非“忠义”两字所能概括。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2)《水浒》中的不少英雄都是“力”和“勇”的象征。他们空手打虎,倒拔杨柳,杀贪官污吏,拒千军万马,一往无前,“敢于大弄”。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神机妙算,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与策略,实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3)小说反对钱财的积聚与贪求,强调“疏财”以成“义士”;追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图个一世快活”;向往兄弟间“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市民的思想和感情,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的气息。(4)《水浒》有一定的市民意识,与后来涌动的个性思潮息息相通。中国文学史(袁)之明代文学第4页共17页《水浒传》怎样体现农民起义?(1)不管作者如何极力把它拉入“忠义”的思维格局,以及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羼入了多少市井细民的意识,作品最终还是在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他们在官逼下造反,组织武装队伍,提出政治口号,开展军事斗争,以与封建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就清楚地规定了梁山义军的基本性质是农民起义。(2)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水浒传》的艺术成就。(1)《水浒传》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比如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那雪正下得紧”一句,鲁迅就称赞它“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因为“紧”字不但写出了风雪之大,而且也隐含了人物的心理感受,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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