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_基于珠三角外来工的实证调查_聂伟_1986_男_湖南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1——基于珠三角外来工的实证调查聂伟，风笑天摘要：现有文献分析表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的关系研究尚缺乏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本研究利用珠三角3086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并系统考察以客观指标为代表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欠佳；经济融入维度的劳动力市场融入、劳动权益保护融入、住房融入对农民工精神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融入对农民工精神健康具有调节作用。“流动的劳动体制”致使农民工难以全面融入城市，损害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全面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改善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关键因素。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精神健康一、问题的提出《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2.6亿，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6亿左右，且数量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农民工成为城市就业的主体，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然而，一方面，流动的不确定性给农民工精神健康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问题，2010年，“富士康事件”之后，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着巨大挑战，由于一系列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正式制度和社会组织之外，构成了城市的异质体和边缘化群体，难以融入城市问题突出。农民工城市融入会给其精神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全面评估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外研究表明，精神健康问题是移民社会融入后果研究的重要关注点；移民的社会融入对精神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社会融入度越高，越能通过社会参与获取社会支持，汲取物质和精神资源，精神健康状况越好[1-2]。然而，我国从城市融入这一视角系统探讨农民工精神健康的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1YJC840047)；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13_0014）作者简介：聂伟（1986—），男，湖南衡山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工研究、青年社会学；风笑天（1954—），男，湖北黄石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研究方法、独生子女问题研究。本文使用的“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在此表示感谢！2013-09-0917:19研究还很少见。目前，农民工群体被排斥在正常生活领域之外，城市融入总体呈现“半城市化”趋势，且群体内部呈现分化，日渐分为“温饱型”、“小康型”和“发展型”[3]，城市融入状况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本研究利用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在总结此前的研究基础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的关系做初步的探讨。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2006年国内学者开始在不同城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开展实证调查[4]。何雪松研究发现，城乡迁移群体中25%的男性和6%的女性精神健康状态不好[5]。其他相关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相似的结论，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健康欠佳[6-7]，精神健康问题突出。就影响因素而言，在内在因素上，既有研究表明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等个体特征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8]。在外在因素上，相关学者主要从单一制度结构、关系网络、生存体验等视角[9]对农民工精神健康进行探讨，但都缺乏系统地从城市融入的角度探讨农民工精神健康。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强调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在城市确立经济地位，适应城市的互动规范，并获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终实现在城市舒适生活的融入过程[10]；主要包含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的全方位融入[11-12]。不同学者在城市融入的具体指标测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基本得到关于城市融入相似的结论，当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处于初级阶段，表现为经济层面的浅层次适应。总体而言，在此次实证研究中，为避免心理融入的相关变量（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身份认同等）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本研究放弃了主观臆断且难以测量的心理融入相关变量，主要考察以客观指标为代表的城市融入（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国内部分学者零星的实证研究认为城市融入对移民的精神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城市融入程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一）经济融入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经济融入强调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就业、劳动权益保护、住房等方面的融入状况，是农民工个体经济地位的综合反映[13]。相关学者研究显示，移民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融入、劳动权益保护融入、住房融入均与心理健康或者精神健康存在一定的关联。1、劳动力市场融入与精神健康。劳动力市场融入主要强调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收入以及工作状态。经济与就业压力与移民的精神健康不佳具有直接的关系[14]。较低的工作收入会给移民带来较大的心理和生活压力，最终影响其精神健康[15]。就业状态影响移民的精神健康，失业导致个体负面情绪的产生，降低个体的精神健康水平[16]。个体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17]。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机在于个人发展与经济取向，经济和就业状况对于农民工至关重要[18]。劳动力市场融入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物质生存状态的体现，而农民工精神健康是物质生存状态的反映，于是设立假设1.1：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融入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一般认为农民工的月收支比越高、找工作越容易，其经济和就业压力越小，其精神状况越好，因而据此设立下面2个子假设：假设1.1a：农民工的月收支比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假设1.1b：农民工找工作越容易，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2、劳动权益保护融入与精神健康。劳动权益保护牵涉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的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合同签订、职业福利等权益。劳动权益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存在较高的关联度，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有危害和强迫劳动会恶化外来工精神状况[19-20]；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对外来工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21]。由此可见，劳动权益状况直接决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进而影响到农民工的精神状态。鉴于上面的研究，我们认为工作场所的人身权利侵害，可能会导致个体抑郁，损害其精神健康。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工作起着保护伞的作用，促进其精神健康。被扣工资者往往感受到较大的经济压力，是农民工负面应激事件的一个重要来源，可能损害精神健康。对劳动权益是否有意见，反映了不同外来工对权益状况的敏感程度和主观认识，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22]。由此形成下列假设和子假设：假设1.2：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融入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假设1.2a：签订劳动合同者，其精神状况可能较好。假设1.2b：被扣工资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较差。假设1.2c：社会保险获得越多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假设1.2d：人身权利被侵害越多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假设1.2e：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3、住房融入与精神健康。住房是农民工在城市安居的前提，然而目前城市空间形成不同群体的居住隔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疏离程度。居住环境对移民的精神健康具有突出的影响[23]。聚居者生活在有限的空间内，在集体生活中易产生负面事件，并且压力难以释放；与散居者移民相比，聚居者移民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差[24]。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绝大部分居住在集体宿舍或合租出租房中，居住环境不甚理想。一般认为，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越大，住房质量越高，其居住环境越好，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于是设立下列假设和子假设：假设1.3：农民工的住房融入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越好。假设1.3a：与居住在集体宿舍者相比，居住在出租屋内、自购房者、其他住房者的精神状况可能更好。假设1.3b：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越大，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越好。假设1.3c：农民工的住房质量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二）社会融入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社会融入是经济融入层次上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融入强调收入、劳动权益、住房等经济状况不同，社会融入强调农民工在社会交往、社会组织、社会互动等的融入；社会交往既指同群体的交往，也包括异群体的交往，特别指与当地人的交往。近年来，社会交往被广泛应用于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研究，诸多实证研究深入探讨社会交往的各个因素与精神健康的关系。相关学者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情感支持、精神慰藉的正功能，积极的关系网络能够缓解减缓周遭不良环境对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25-26]。群体性和实体性交往能够减少农民工抑郁状态的发生，而虚拟性交往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27]。社会网络密度中，与同事和邻居的交往对外来工的精神健康水平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网络的异质性对外来工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28]。与本地人交往是否通畅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生产线上老乡数量较多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29]。工会等组织的支持也影响着移民的精神健康。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脱离原有乡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和组织参与对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健康都至关重要。鉴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对当地方言越熟悉，其社会交往面越宽；越容易融入城市，越可能与当地人成为好朋友，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社会排斥感越弱，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越好；参与社会组织或其他组织越多，获取的社会支持越多，越不可能出现抑郁或孤独的精神状态。于是设立以下假设和子假设：假设2：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越高，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假设2a：农民工的亲密朋友数量越多，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假设2b：新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精神健康具有正面影响。假设2c：对当地语言越熟悉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假设2d：参与组织越多者，其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好。三、研究数据与变量选择（一）研究数据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蔡禾教授主持的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05&ZD034）的问卷调查。2006年调查对象限定在“大专学历及以下的跨县（区）域流动”的外来工，此次调查于2006年7-8月在珠江三角洲9城市展开，最后获得正式就业农民工的有效问卷数为3086份，非正式就业农民工的有效问卷数为888份。本研究只选取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作为分析样本，采用SPSS18.0和Stata1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二）变量设计1、因变量。本研究因变量为农民工精神健康，精神健康采用HopkinsSymptomsCheckList(HSCL)量表的简化版来测量，量表由9个问题组成（见表1），回答者从“从来没有”、“偶尔有”、“说不清”、“经常有”、“总是有”进行选择，并分别赋值为1到5分，主要测量焦虑和抑郁的内容。表1：精神健康因子分析抑郁因子躯体化因子共量失眠0.04750.75480.4281觉得身心疲惫0.23040.73880.4011烦躁易怒0.22760.71530.4365容易哭泣或想哭0.26300.47810.7022前途茫然0.61150.32630.5196感到很孤独0.55870.33330.5767觉得自己没有用0.79600.09220.3580觉得生活很艰难0.67150.27590.4729觉得活着没意思0.72590.09080.4648特征值2.473882.16628方差贡献率（%）0.27490.24070.5156先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精神健康指标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共抽取两个因子。KMO值为0.8658，Bartlett球形检验p=0.000，其方差贡献率达到51.56%，总量表的Cronbach'sAlpha为0.8011，将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抑郁”因子和“躯体化”因子，两个因子的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7510、0.6731。根据因子负载，抑郁因子包括“前途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