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孔子略传

孔子略传-何新不是教主而起教主作用的是孔子。不是宗教而起宗教作用的是儒家。但儒家并没有迷信崇拜。---杨向奎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钱穆讲过精辟的话，指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之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值得注意的是，钱氏这一番话讲于1974年4月，当时大陆正在兴起“批孔”运动。但是，关于孔子的出身与身世，两千多年以来却一直还是一个疑谜。国内学界目前流行的仍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讹传讹的一种陈旧说法，认为孔子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因此他也被认为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思想家。”我近期重新研读《史记•孔子世家》，有一些新的理解。兹借此发表以就教于海内外诸贤者。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子姓，孔是其氏。据《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史记》则云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庚子）。这可能是因为《公羊传》及《谷梁传》用古夏历（十月历法），十一月为岁余，仍为二十一年。而《史记》则用鲁历（周正）故即为次年（二十二年）之元月矣。在历法的换算中发生讹误。根据清代学者的推算，应以《史记》之说为是。孔子确实有一个显赫的家世背景。孔子直系先祖为殷商王族名人微子。孔子高祖弗父何则是宋愍公之嫡长子，有继承宋国国君资格，是王室苗裔。孔子高曾祖正考父是宋国公室名臣，据说《诗经》中的“商颂”曾由其检校。但孔子之世祖孔父嘉因宋国王室发生内乱而被杀。其五世祖孔木金父为避乱离开宋国迁居到鲁国，此后世代在鲁为卿士或大夫。鲁宋世有婚姻之亲。自孔父嘉为宋国另一贵族华氏所杀，古代血亲复雠，是子孙的神圣义务，血亲之雠未复就不能出仕，就不能与雠人共国而居；因此，华氏在宋国得势之后，孔子曾祖防叔就只有从宋国迁居于鲁了。孔氏出自孔父嘉，古代贵族多以王父（祖父）之字为氏，嘉字孔父，故防叔迁鲁之后，子孙就以孔为氏。古代士要受一种严格的武士教育，其内容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谢御在他们的学习中又是主要的。春秋时代宋、鲁两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区，当时诸侯观礼都要到宋、鲁两国来（《左传》昭公二年）。孔子生父孔纥（又名叔梁纥、公叔纥）在鲁为卿大夫，仕任陬邑宰。最值得注意但也历来最被古今儒者所讳言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孔子实际乃是“野合”而生出的一个私生子和被遗弃儿。这一事实是司马迁实地访察孔子家乡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并记录在《史记》中：“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我仔细审核了有关记录。在《史记》的原文中除证实孔纥与颜征在的野合关系外，没有关于他们存在婚姻关系的任何记载。所有关于孔纥与颜氏婚姻的描述，都是后人（如晋人王肃）根据常规的婚制所想象或臆测或杜撰的。相反，司马迁清楚地了解孔丘父母关系的非规范性（“非礼”），并用一系列事实向人们暗示这一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野合似乎是一件奇怪之事。但在上古礼俗中，“野合”乃是一种重要的与宗教有关的礼俗活动。关于“野合”作为一种古代礼俗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会，即合也。奔，朋也，风也。闻一多曾指出，在上古语言中，这三个字皆具有两性关系的涵义。崔述《史记探源》曰：“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于尼丘扫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遂感而生孔子，故曰野合。”春秋时楚国名相斗谷于菟，也是其父亲斗伯比在云梦与一个姑娘野合而生的私生子。野合与春秋“社祭”有关，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活动。那时人们认为，通过“野合”，可以促进农事的播种和丰收。事实上，在上古之岩画、绘画、雕刻中有多幅“野合图”。野合之风沿袭甚久，《后汉书•鲜卑传》记：“春季大会，洗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此言“婚配”即野外性交。清代台湾高山族“男女于山间弹口琴，歌唱相和，意投则野合”（《续台湾府志》卷十四）。瑶族“踏歌而偶奔者，入岩穴，插柳避人”（《炎徼纪闻》卷四）。苗族“男女婚娶不须媒妁，女年及笄，行歌于野，遇有年幼男子，互相唱和，彼此心悦则先行野合”（《苗疆闻见录》）。直到19世纪、20世纪初，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和民族仍保留有野合风俗。美拉尼西亚索罗门群岛的年轻土著只准在林中而不得在村中性交。斐济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的某些部落，印度的冈德人、乌托人部落，也规定夫妻应在森林中媾合。孔子乃是他的父亲叔梁纥在社日的狂欢集会中，与一个平民少女颜氏征在在尼山之丘“野合”而孕的私生子。但在这次野合之后，叔梁纥似乎就再没有与颜氏征在见过面。故孔子少时只知母不知父，从母居住于母亲颜氏的家族中。是母亲将其抚养成人。春秋时以至直到西汉，特别是在存留殷商文化传统的一些邦国中，仍有母系制度的遗俗。从母居并不被认为奇。孔丘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贫穷与卑贱中走过的。孔母颜氏征在出身于贫家，但她却是一个十分坚强颇有傲骨的女性。她没有把关于孔子生父是孔纥这一身世告诉孔子。当孔子三岁时，孔纥即已去世。当孔子17岁时，其母颜氏也去世。起先，颜氏被作为一个穷妇草率地埋葬（“薄殡”）于陬邑附近的“无（五）父（夫）之衢”。但是，一个与颜氏为邻的輓车夫的母亲向孔子透露了关于其生父及显赫家世的背景，并告诉他孔父及孔氏家族的墓地在“防。”孔子之曾祖父孔防叔曾任防邑大夫，故名“防叔”。则防，应是孔氏一族迁鲁之后的家族公共墓地。知道这个消息后，正在血气方刚之年的十七岁孔子干出了一件极其勇敢的事情。他不仅到防地找到了父亲家族的墓地，而且公然向世俗和孔纥的遗族挑战——他掘开了父亲的坟墓，而将自己那位身世微贱的母亲与贵族父亲的遗骨合葬在一起。无论从殷人的礼俗还是周礼看，孔子的这种作法，即将一个完全不具有任何名分的一夜情人（甚至不是“妾”），与一个家世显赫的贵族于死后掘墓合葬，这都应当是一种极其惊世骇俗之事。我们应当能够想象此事在当时鲁国上层社会所引起的冲击和震动。据《史记•索隐》记，孔纥的嫡妻施氏无子，只生有九女。孔纥生前曾纳一妾，妾生一子名孟皮。此为孔纥之庶子，亦即孔子之异母兄。孟皮自幼因病坏足（应是患过小儿麻痹症）。根据《周礼》，非正妻的妾所生子，都称“庶子”，并且都没有贵族身份的爵号继承权。所以，同样作为“外庶子”，在父亲亡故后，孔子有权认为自己与孟皮在身份和权利上是平等的。但是，尽管在血缘上孔子有显赫的贵族家世背景，但作为一个被遗弃于外的孤儿和弃子，实际上在整个少年时期直到这次掘墓葬母事件之前，他从来未曾与这一家族发生过任何关系。根据当时的命名风俗，作为一个无父的孤儿，孔子的姓本应当从母族之颜氏而非孔氏。（孔子成年后最钟爱的学生是鲁人颜回，且颜回与其父颜路都追随于孔子。他们或可能就是出自孔母颜氏一族。）他被称作“丘”和“尼”（泥），显然是母亲为了纪念那次难忘的尼丘之会。由此可见，过去关于所谓孔子“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种种说法，纯系无根据之臆说。《史记》说孔子身材高大，头有异骨（“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相貌雄伟与众不同。则世俗所传鞠躬佝偻之孔子像盖失真矣！周制，城邑之居民以职业及社会身份地位之别而分类居住。世居世业，不能改变身份。孔母颜氏与輓车夫为邻，则其居里所业当多为执办丧礼者。颜氏家族很可能也是为人执办丧事的傧相。所以孔子少年时期也曾作过丧礼的吹乐手。《史记》记“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以演习丧礼及祭祀之礼仪作为儿童游戏。从儒家的三《礼》看，《礼记》特重丧礼，表明孔子精研于此。也许他少年时的理想就是作一个主持祭丧之礼的傧相。各种史料记载均表明，直到中年以前，“孔子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幼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生活极其贫困且备受歧视。但是，孔子并不安于接受这种卑贱地位和身份。有意思的是，据《史记》记载，在孔子作出了合葬父母这一举动之后，他随之又作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当鲁国贵族的政治领袖季氏（季孙意如）在家中宴享鲁国的贵族社群即诸“士”君子时，孔子竟身穿为母亲服丧的丧服而赴会，要求也以一个“士”（即贵族子弟）的身份加入。当然，他被无情地拒之于门外。季氏有权势的家大夫阳虎（本身也是出于“三桓”孟氏一族的旁庶）傲慢地对他说：这里正在招待的是“士”——贵族子弟们，而不是你这种人！（“季氏享士，非敢饷子也！”）于是，孔子蒙受了羞辱而告退。实际上，如果孔子当时已被人们承认为是贵族公子，即前陬邑大夫孔纥之公子，则他就不会受到阳虎拒绝承认其为“士”的这种斥黜。为谋生计，孔子在少年青年时期曾从事多种贱业及“鄙事”。备受侮辱和歧视。所以成年后他曾对弟子这样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所谓“贱”，就是指社会身份的卑贱，不能入列属于贵族阶层的士君子之林。孔子晚年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知道礼乐的，是野人。后知道礼乐的，是君子。如果讲用人，则我追随于野人。）这一段话两千年来从未得到经学家们正确的读解。只有在了解孔子之上述出身背景后，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何以要以“后知礼”来贬抑“君子”，并且自居为先进于礼乐的“野人”。孔子的青年期在传记上是一个空白。我们只知道他的整个青年时代生活仍十分贫困。但是，从十五岁开始，他已经立志苦学和自学。因此后世传说孔子无常师。曾从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应该是在三十岁左右，孔子的能力受到季氏家族的注意。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季氏（季平子）委任孔子作其私家的小家臣，作过“委吏”和“乘田”。委吏，是司库房的小职官。乘田是管牲畜的小牧官。由于做得好，又被擢升为管理工役的小司空。但是不久，孔子似乎即又与季氏失和。他离开鲁国，开始生活中的第一次流浪和游历。这种流浪和游历，很可能也是为了寻找一种政治上的出路。他到过东边海滨的齐国，一度他还曾试图回归自己的故国宋国，后来他又颠簸流离于中原的陈国、蔡国之间。最终孔子还是不得不归返于鲁国。m首先表示承认孔子贵族身份的是鲁公族孟氏之孟厘子。孟氏家族是鲁国显赫的三大家族季氏、孟氏、季叔氏之一。孟厘子是曾居高位的鲁大夫，他在临死前对自己的继承人懿子（“嗣懿子”）这样说：“孔丘确是圣人商汤的后裔”。然后他一一历数孔丘显赫的家世，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耶？吾将没，汝必师之。”（大意：我听说古代圣族之后，虽已隐没，也会有成名者。现在那个孔丘年轻而善治礼乐，也许就是将成名的人呵？我死后，你们去拜他为师吧！）孟厘子死后，孟懿子率其弟南宫敬叔遵照父亲遗命，会见了孔子。尽管孟懿子始终并没有拜孔子为师，但是这次会见和问礼，应当是孔子被鲁国之贵族社会所接纳和给予承认的开始。（还值得一提的是，据阎若璩等考证，此孟厘子正是后来著名的孟轲即孟子的高祖。）这一年孔子已三十四岁。孟厘子的另一个小儿子南宫敬叔，有人认为就是孔子弟子中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南宫容。他将孔子引荐于鲁君昭公。由于孔子“好礼”，故南宫敬叔建议鲁昭公介绍孔子到宗周去研究当时已遭到荒疏轻慢的周礼。鲁昭公采纳了其建议，赐给他一乘车、两匹马和一个驾车奴，由南宫敬叔陪同前往周都研习周礼。据说孔子在那里见到了周之守藏史老聃。这时孔子似乎是一个言高气盛，脾睨傲世的火爆年轻人。因此，他受到了老子尖锐的训斥。尽管孔子对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迷信和复古主义的思想，受到老子的讥嘲，但是此次宗周之行，还是使他大开了眼界，学到了许多东西。很可能，这次宗周之行使孔子从那里带回了一批重要的典籍简册（包括《尚书》、《诗》及《礼经》）。这些书在春秋那种动荡和急功近利的年代中，已经愈来愈没有人认真去作研读了。待孔子归鲁后，鲁昭公委任孔子担任鲁宗社之礼官，即主持丧葬及祭祀之礼的傧（相）。当时称司祭为“相”，或“胥”或“需”（繻），或“兄”，儒家一名应正是由“相/胥/需（繻）/兄”转语而来。宗社司祭也是学官，管理王室所藏宗族档案（“春秋”）及教授宗社子弟以礼仪制度。因此孔子才有名分而能开始整理典籍、研究鲁史，传习礼教、聚徒讲学。由于孔子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使他能突破当时的贵族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