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历史简介

昭通历史简介昭通：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大理，昭通，昆明），自古一直是云南的第二大城市，素有“小昆明”之称。是进入云南的必经之路。60年代以前都一直是云南第二大城市，近代云南的伟人全部出自昭通。昭通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部，幅员2.3万平方公里。2001年8月撤地设市，辖1区(昭阳区)10县(巧家县、鲁甸县、永善县、大关县、彝良县、威信县、镇雄县、盐津县、绥江县、水富县)172个乡镇(办事处)。2004年末总人口524万人，有彝、苗、回等23个少数民族52万人。08生教二班秦志斌目录第一课远古至先秦时期的滇东北第二课灿烂的汉晋朱提文化第三课魏晋时期朱提的动荡与衰落第四课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朱提第五课元朝时期的乌蒙第六课从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第七课从乌蒙到昭通第八课辛亥革命在昭通第九课扎西会议第十课昭通人民与八年抗日战争第十一课昭通和平解放第一课:远古至先秦时期的滇东北返回滇东北地区是中国早期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昭通人”化石和新时器时代的野石大型原始村落遗址。昭通这块古朴神奇的土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1982年，昭通市北郊过山洞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经鉴定为“早期智人化石”，距今约10万年，称作“昭通人”，填补了云南省猿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之间的空白，说明昭通市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至距今四千年的约六千年时间里，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西周末至春秋初期时的杜宇部落，入蜀，“教民务农”，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得到了蜀民的拥戴，当了蜀王，号“望帝”。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焚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进一步经略云南，派常颔将李冰开凿的焚道延伸至建宁(今曲靖)，史称“五尺道”。中原文化的南渐，今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野石山遗址野石山遗址位于鲁甸县桃源乡普之噜村野石社，1982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遗址面积为52500平方米，东滨草海。野石山遗址内采取到的陶器有单耳陶壶、陶罐、长颈带流陶片，大型带耳陶罐片等。陶质有磨光黑陶、泥质灰陶、夹沙灰、红陶，其遗址地名“普芝噜”，彝语意为祖先或“濮”居住的地方，是对彝族历史研究的好去处，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开“五尺道”和“南夷道”战国时，秦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惠王命蜀郡太守李冰于焚道崇山峻岭中开山凿岩，开始修筑通往云南品道路：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派常颇继续李冰的事业，把道路从宜宾经昭通延伸到曲靖，因路而宽仅五尺，史称“五尺道”。西汉隋唐时期，经过昭通地区通往云南各地的著名通道有二：一是以四川宜宾为起点，经西南沿关河，经昭通到云南的道路，史称“石门道”；二是以宜宾为起点，往东南经四川的高县、珙县，云南省的威信、镇雄，贵州省的赫章、威宁，进入云南，史称“南夷道”。“五尺道”、“南夷道”、“石门道”的开辟，沟通了滇东北广大地区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人民的交往。第二课:灿烂的汉晋朱提文化返回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改变汉初“闭蜀故徼”的封闭政策，重开“南夷道”，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扩大中原与西南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王朝在今昭通市设朱提县(郡)，昭通首次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商品自由运销，汉文化影响蔚然成风，昭通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今昭通以“朱提”冠名，或为县治，或为郡治，或为犍为南部、犍为属国都尉治所，前后达800余年。其间，汉晋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灿烂的青铜文化特别是白铜的发明、闻名全国的朱提银、儒学的兴起和传播，表明朱提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这从汉孟孝琚碑和晋霍承嗣壁画墓等的出土发掘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尤其是汉孟孝琚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著名学者梁启超、罗振玉、袁嘉谷、黄膺、赵藩、方树梅、谢饮涧等学者对此碑纷纷进行过考证，该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其碑图、碑石、碑文为研究云南古代文化史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证。霍承嗣壁画中的“夷汉部曲”的写实画像，是现存晋代壁画的唯一，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及汉晋时期云南民族关系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朱提是昭通古时称谓。朱提读作“shūshí”（熟时）而非“zhūtí”（珠啼），是彝语地名音译。朱提县设置之前，今昭通地在夏、商朝时期属“九州”（《禹贡》：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中的梁州境域；西周时期划为“五服”（古代王畿外围的地方，以500里为率，视距离远近分为五等，叫做“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中的“荒服”地，意即离京师最远的地方。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设朱提县，辖境相当于今昭、鲁、永3县区，治所在今昭阳区。同时设置的还有南广（今镇雄等地）、堂琅（亦作“堂狼”。今巧家、会泽、东川）县，均属隶犍为郡。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设置朱提郡，领朱提、堂琅、汉阳（今贵州威宁）、南昌（今贵州毕节）、南广5县，郡治所在朱提。南北朝南齐王朝（480-502）时期，分朱提郡为南、北、东3郡。初，南朱提郡领朱提、堂琅、汉阳、南秦（《宋志》认为南秦本名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北朱提郡领汉阳、义城（今彝良、大关、盐津、水富、绥江一带）；延兴三年（494）将南朱提郡分置出东朱提郡，领汉阳、南秦。朱提，从公元前135年设县至公元630年改置通州，其间虽有郡县建制变化，但“朱提”之名未变，共存在760多年历史。已知从蜀汉到南北朝宋大明年间（223-463）任朱提郡太守的有邓方、李光、李丰、王化、雍约、李钊、董炳、杨术、费沉等人。“朱提”又是银的代称。“朱提银”产于朱提山。朱提山包括今昭、鲁、永3县（区）沿金沙江、牛栏江流向的山脉。主脉自大水井老垭口起，经老君山、水口坳、新营盘、紧风口、三道箐、大梁子、轿顶山、火干梁子至永善五莲峰。汉代在鲁甸朱提山开采银矿，故称“朱提银”，成为汉代一种白银的名称，享有盛名。鲁甸乐马厂（位于龙头山，距县城40千米）当时是全省最大的银厂。乾隆七年（1742）产量居全省八大银矿第二位；至嘉庆七年（1802），产量居全国首位，属采矿鼎盛时期。“朱提”来由汉孟孝琚碑位于昭通市第三中学内。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昭通城外白泥井出土,当年移置昭通城内凤池书院(今昭通市三中)，现建有碑亭保护。孟孝琚碑残高1．33米，宽0．96米。碑文计15行，每行残存21字(从文意推断，上应缺77)，隶书，碑文存256字。由于上段缺失，仅有“丙申”、“十月癸卯”、“十一月乙卯”等字，立碑时代，因缺年号，说法不—。据考证应为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所立，是我省现有的唯一的一块汉代碑刻。碑文记述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事迹，孟氏为著名“南中大姓”之一。中间6行为四言铭辞，第12行为七言“乩曰”；末2行为立碑者题记。碑文两侧有青龙、白虎形纹，下有龟蛇纹(玄武)，上段应为鸟形(朱雀)，谓之“四神”。此碑文辞典雅，书体方正平满,简朴古茂，体势夸张，横排纵放，画像及书法都是东汉时期盛行的风格。梁启超在题跋中说：“见此碑可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是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史的珍贵实物资料。196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孟孝琚碑霍承嗣墓壁画于1963年春在昭通县城西北后海子中寨发现。1965年冬拆迁至县城原孔庙内，建室保护。从已有的实物资料看，晋代壁画墓，在云南是首次出土；像这座具有确切纪年和地志的东晋壁画墓室，国内亦属少见。整个壁画，技巧虽然不高，但从反映的内容看，却有多方面的价值。从绘画上看，作者注意经营位置，墓主造型高大，而其他人物则有意缩小，主从关系鲜明；各种颜料的运用，且历千余年而不退色，可见配料、着色上的水平。从军事上看，“夷汉部曲”的形象、铠马、戈矛、弓箭的配备，均为珍贵的资料；从墓中人物所显示的等级、尊卑关系，以及各种神话宗教图案的出现，可以窥见晋代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若干侧面。第三课:魏晋时期朱提的动荡与衰落返回三国两晋时期，西南夷地区被称为“南中”。这一时期，国家分裂，封建王朝中央力量衰弱，地方割据势力崛起，兵连祸结，战乱不休。朱提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陷入长期的割据战争和动荡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这个时期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姓的发展及其与封建王朝斗争二：蜀汉统治时期的朱提三：两晋时期朱提的动荡与衰落汉晋时期，滇东北一直是宁州（南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和繁荣的地区，号称“宁州冠冕”。蜀汉政权统治南中期间，以滇东北为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朱提银”、铜等冶金产品，“耕牛，战马”等畜牧业产品，以及大量的人力资源，成为蜀国兵源，税赋的重要来源。一：大姓的发展及其与封建王朝斗争三国两晋时期，西南夷地区被称为“南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朱提和南中很多地区一样存在着太守、大姓和夷帅三种势力。三国时期，南中为蜀国统治区域。在同魏、吴的对峙中，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指南中）”政策，以求稳定后方。公元225年春，诸葛亮分兵三路南征，先后打败朱褒，杀高定元，又采取“攻心”策略，收降孟获。终于平定南中。为加强控制，诸葛亮将两汉时期南中地区的五个郡，增设为朱提、建宁、云南、永昌、兴古、越崔又、牂牁等七个郡，即“南中七郡”。七个郡中，朱提郡以今昭通市为中心，同时包括今云南曲靖地区、东川市及川南、黔西的部分地区。第四课: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朱提返回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是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又是唐贞元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认为袁滋题纪摩崖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已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在今盐津县豆沙镇境内，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一百二十二字，释文为：“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严，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上溯唐、宋两代行羁縻之治时中断中央政权建置的近五百年，今昭通称“乌蒙”(阿猛)前后千余年。土司制度的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值得关注，同样是昭通历史文化资源中极为宝贵的财富。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是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又是唐贞元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认为袁滋题纪摩崖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阙，正载籍之误、留袁书之迹”六大历史价值。已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在今盐津县豆沙镇境内，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一百二十二字，释文为：“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严，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唐豆沙关袁滋题纪摩崖第五课:元朝时期的乌蒙返回元代在云南设立的行政省，使云南各地被纳于中央直辖之下，云南和滇东北东北社会各个方面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元代在云南和滇东北实行的昰一种“土流兼治”型的统治方式。除流官控制区之外，滇东北广大地区则属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