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

王稼祥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一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众所周知，当时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王稼祥，对这“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都曾作出过重要的历史性贡献。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泾县厚岸村。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3月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4月，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红军长征途中所举行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发言，以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博古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词，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由于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发言，批判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和战略、策略上的“左”倾错误，使正确意见迅速占据了绝对优势，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最终，会议成功地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事后，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这样称道王稼祥：“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刚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托洛夫的意见，对成功地开好六中全会，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又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原来打了10年死仗、水火不相容的国共两大政党停止兵戎相见，再次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全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气象，抗战前景看好。可是，当时纳粹德国却严重地威胁着苏联西部国土的安全，苏德两国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而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百万关东军又在中苏边境蠢蠢欲动，虎视眈眈。如果希特勒从西面进攻，日本再从东面配合，苏联将东西两面受敌，而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就能遏制日本从东面攻击苏联。为此，1937年8月31日，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在东面拖住、抗击日本，避免苏联两面作战。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看来，要在东面拖住、抗击日本，必须依靠国民党政府那几百万正规军，而不是中共领导的那几万的人民武装。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自然中共领袖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让斯大林很不满意。如果毛泽东跟蒋介石闹独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共内战再起，那只能有利于日本进攻苏联，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现有的统一战线局面应得到相应的控制。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此时的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了6年之久，在共产国际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在斯大林看来，只有王明才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说是“帮助”，实是监督，以不让“独立自主”太离了谱。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斯大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的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季米特洛夫更直截了当，他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三1937年11月14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兰州（稍作停留），于29日飞抵延安。那天，毛泽东、朱德和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一齐前往机场迎接。当王明、康生、陈云等从飞机上下来时，毛泽东和参加迎接的其他领导人趋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在机场，毛泽东致了题为《饮水思源》的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毛泽东还说，陈绍禹（王明）同志给山沟里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全党的幸运。在毛泽东致欢迎词之后，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他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示出身份特殊，且口气也很大。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最后一句话，让人听了有些莫名其妙，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王明当时的那种激奋而纷乱的心境。虽然王明早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也没有参加过红军的万里长征，更未到过中国抗战前线。因此，当时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就曾特意提醒过他：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但王明回到延安后，就把季米特洛夫对他的忠告抛到九霄云外，下车伊始，摆出一副领袖的架势，到处讲话作指示。他有着良好的口才，记忆力又特别强，对列宁、斯大林的话说得头头是道，满嘴都是布尔什维克，说到兴起，竟不时用俄语侃侃而谈，无非是吹嘘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张国焘曾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的一些不安的情绪”。回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造成一种捧着尚方宝剑在传达“圣旨”的感觉。王明振振有词地说：“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我们要维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统一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王明报告的要点是：第一、中国如何能给日本以有力抵抗，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这对世界革命大为有利；第二、中共应主动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军队；第三、国共合作是永久真诚的，不应谈谁占优势，谁领导谁，应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王明在报告中锋芒毕露，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营垒所作的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与亲日为标准。他还指责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批评中央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王明的上述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按照王明的观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无疑要交给国民党。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在一开始他就声明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不少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使得王明在会议上占了上风。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得失，还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认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右倾的危险”，“王明同志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辩解，但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服从了多数的意见。后来毛泽东讲道：“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毛泽东还说：“王明的关键、症结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四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的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与国民党的谈判。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继续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独断专行，公然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藐视中共中央的权威，将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和谈话，还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散布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论调。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虽然承认他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仍坚持错误，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所谓“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那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当局不会这样办的；而如果承认并实行“统一纪律”、“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到头来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利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毛泽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这个意见由于只得到个别人的支持而没有被采纳。王明回武汉后，正值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又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央批准即送交国民党。这个提议提出，“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等等。中共中央发现了王明的错误做法，于3月25日给长江局发去《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责令长江局将这个文件转国民党方面，但为王明所拒绝而没有照办。王明之所以敢于如此张狂，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是他认为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诚然，斯大林十分信任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与王明有着良好的关系。对王明的所作所为，毛泽东虽然也有所考虑，但也有所顾忌。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向来是不让步的，即使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他也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五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会同王稼祥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现行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1933年4月，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身负重伤，1937年6月，由于伤情严重，被送往莫斯科治疗。11月，王明回国时，接替王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年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