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的故事

高通的故事13年前的2001年5月15日，一桩121亿元的巨额招投标合同经过49天的筹备后公布。在闪光灯交错、快门声起伏中，招标方中国联通与中兴、华为等10家中国企业弹冠相庆，志得意满。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天。中国通信业历史上第一次针对CDMA工程系统设备招标，有备而来的投标团队没有失望，分别达成了目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赢了。当天晚上，招标结果不胫而走，被以速度取胜的门户网站披露。网站编辑们认为，无论从规模还是意义上，这场招投标都将决定中国通信产业未来将走向何方。事实上，它间接使TD-SCDMA、WCDMA、cdma2000三种通信制式主导、割据了中国3G通信时代，并为4G时代的技术线路埋下伏笔。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招标背后真正的赢家并不是中国联通，更不是其他10家企业中的任意一家，而是一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公司。多年以后，业界总是习惯性地从这场招标开始讲述它在中国的故事，讲述它崛起的故事。随着CDMA在全球通信领域地位的逐渐稳固，那场竞标背后最大的获益者——高通浮现在人们面前。这家公司1985年7月发迹于圣地亚哥坟场旁边的一间小房子中，创始人是51岁的艾文·雅各布，当时他是一名刚从美国前加州大学退休的教授，计划在加州的海滩边安享晚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高通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CDMA技术，中国市场一直是高通觊觎的“肥肉”。2001年，高通终于通过取道合作伙伴中国联通，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结束10年的“入华攻坚战”。高通借力中国市场站稳脚跟，在3G时代，越来越多的终端企业投入CDMA阵营，高通一步步庞大到无可挑战。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手机芯片市场为180亿美元，高通占据54%的份额。2013年，高通芯片出货量达到7.16亿片，这一数值是1996年的716倍。它在2013年的市值达到1230亿美元，相当于安哥拉整个国家2013年的GDP总额，是其最主要竞争对手联发科市值的10倍。如今，雅各布的公司陷入一场垄断风波。2013年11月19日下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执法调查处的工作人员突然造访了高通位于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分公司，他们并不纠缠、盘问，调取高通在价格和市场方面的电子资料后离开。随后，高通自称遭国家发改委调查。80天后，中国的40多家智能手机制造商、芯片企业等组成的“手机中国联盟”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高通涉嫌垄断的证据。这是国家发改委在对IDC展开反垄断调查之后再次在高科技领域“亮剑”。此时，在发展规模和抢占技术制高点之间，中国通信产业亟须重新审视，并做出判断。顶端高通位于圣地亚哥的总部有一面著名的“专利墙”，像是一位母亲把孩子照片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一样，这面墙上密密麻麻展示了高通的1395份专利文件。这仅仅是其专利总数的1/10。现实中也有这样一面墙，将高通与外界鲜明地隔开。在堡垒内部，高通将财富、地位和技术封闭其中，留给外界的是看不清的面孔和追不上的步伐。1989年11月的一次CDMA技术演示让雅各布终生难忘。当时GSM作为2G时代的主流标准在全球通信范围内占据垄断地位，让外界注意CDMA并接受这项技术一直是雅各布每天的工作。这位70多岁的老人在10多年后仍然对此事记忆犹新：“当时手机体积非常大，因此我们用了一辆厢式货车来运输测试装备，测试结果非常成功。”高通CDMA技术在第一次演示成功后，开始得到一些公司的支持。然而此时，CDMA在2G市场想挑战GSM为时已晚。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的CDMA用户仅20万，而GSM的用户达到6000万。于是，雅各布采取了长线战略，一方面把CDMA专利墙筑得更高，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也正是由于高通对CDMA技术的坚持，高通的行业地位开始不断稳固。资料显示，高通在CDMA上拥有包括600多项核心专利在内的共计3900项专利，占CDMA所有专利的27%，垄断了全球92%以上的CDMA市场。在中国，这一比例更是达到100%。高通在中国的CDMA领域罕有匹敌，中国联通作为高通在华发展CDMA的合作者，几乎将所有精力都用于这项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它竭力推动机卡一体变为机卡分离，还使双卡双待机型为大众所接受。这些措施都使CDMA在各个方面都缩短了与GSM的差距。如果说技术是高通的左膀，架构行业标准就是高通的右臂。高通虽然有CDMA技术作支持，但并非独此一家。如何才能让专利具有持久的变现能力?雅各布给出的答案是“卖专利”。为此，高通在1999年把自家的系统业务卖给了爱立信，手机业务卖给了日本的京瓷，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技术研发及专利申请上。高通在华出售专利始于2001年。这一年的3月16日，WCDMA、cdma2000以及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被确认为国际3G的三大标准。其中cdma2000由高通提出，并完全建立在其CDMA技术之上，高通拥有其大约30%的核心专利。但事实上，另外两个标准及由CDMA而建立的现代无线技术机制，也离不开CDMA的基础专利。“只要是有CDMA后缀的技术，都有我们的专利。”高通中国区前总裁孟曾表示。高通由此制定了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即所有从事与3G有关的生产与销售的企业，都必须要与高通签署专利授权合同。这一战略效果显著。2013财年，高通专利费用收入近79亿美元，这一数字比联发科一年约45亿美元的总营收还要高出76%，占高通2013财年营收近30%的比例。高通在中国授权的企业大约有110家，全球累计则超过了350家。在高通业绩高速增长的同时，高通这种出售专利授权的赢利模式开始在业界遭到质疑，引起竞争对手的反感和抵触。2005年10月28日，诺基亚、爱立信等6家企业联合向欧盟提出28项申诉，指控高通利用在CDMA持有的大量专利限制竞争对手发展。虽然此次申诉意在迫使高通降低专利费，但是经过4年的调查后，这桩官司最终因各商家的和解撤诉而结束。同样的反垄断调查在韩国也曾上演。2006年，包括博通和两家韩国企业在内的4家公司指控高通违反韩国反垄断条例。数据显示，2008年，高通占韩国CDMA市场99.4%的份额。经过3年调查后，韩国的反垄断部门向高通开出2.08亿美元的罚单，这也是高通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败绩”之一。但这些诉讼并不会改变高通，它还试图把在3G时代造就的“吸金传奇”续写至4G时代。2005年8月11日，高通以6亿美元收购Flarion技术公司，而该公司正是4G的核心技术OFDM/OFDMA的领头羊。“目前全球范围内，可以量产LTE芯片的只有高通、Marvell以及华为的海思，而联发科等芯片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手机和电子行业分析师潘九堂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采访时表示。非议2001年，高通将专利战火带到了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高通三顾中国市场，因各种原因错失机会。后来成为高通合作方的中国联通，在1995年宣布在第二代技术标准中主要研发GSM技术，暂不发展CDMA技术。2000年，在中国为加入WTO紧张筹备时，高通再次意图挺进中国。当年10月，雅各布率领高通的高管参加清华管理学院的研讨会，这次会议之后，雅各布与中国原信息产业部相关负责人开始相关细节谈判，双方于11月底签署有关CDMA的备忘录。这份联合签署的文件中明确写着“高通将致力于研发能同时兼容GSM/CDMA的芯片，同时将积极考虑投资中国的芯片产业，并积极在中国寻找合适的企业为高通生产芯片”等一系列促进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协议。这纸协议的后话是，10年后，高通终于开始与中国芯片企业合作。2010年5月，高通与展讯达成协议，共同研发TD芯片。在今年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高通表示将把最先进的28nm手机芯片生产部分转移到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显然，对雅各布来说，高通的芯片版图又扩张到了哪里，高通专利堡垒是否固若金汤更为重要。记者见到程晓(化名)是在一个周末的早上。前一天他刚刚从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匆匆赶回。作为高通在中国的重要客户之一，程晓在巴塞罗那见到了高通总部的高管。回京后，他并没有赶回上海总公司，而是到了北京郊区小汤山九华山庄参加“小米首届合作伙伴大会”。程晓是国内一家手机方案设计企业的董事长。他所在的公司既要承接上游芯片公司项目，又要和下游手机生产厂商保持合作。他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10多年，此前他主要的合作方是联发科，然而从2006年开始，他跟高通的合作几乎别无选择。“其他企业并没有生产CDMA芯片，只能跟高通合作。”他说。正是在这种必然选择下，高通一直坚持基于终端整体售价而非芯片价格收取4%~6%的专利费。“手机厂商采用的只是高通的芯片，但是为什么收取的专利费用里还包括手机屏幕和手机壳，甚至是手机上镶嵌的钻石呢?”一位不愿具名的手机厂商高管质疑。高通对这种质疑并不陌生，曾公开回应：“这种模式可以保证我们对技术持续的投入，我们也把这种技术输送给被许可的企业，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数据显示，3G手机制造商的利润较薄，而这些利润的近一半需要支付高通的专利授权费。程晓说，高通“明码标价”的商业模式让手机厂商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蹊跷之处在于，手机厂商并没有对高通涉嫌专利垄断一事表现出热情。从去年12月份开始，记者曾联系国内多家手机厂商以及手机方案设计厂商，但是绝大多数企业选择回避探讨高通，更有人“开导”记者：“不会有人愿意对记者说对高通不满的。”此外，从欧盟和韩国过去对高通反垄断调查的实际经验来看，对高通的惩罚主要是罚款。“这根本动不了高通的根基，什么是它的根基?它的收费模式才是。”王艳辉对记者说。恐惧作为手机中国联盟的秘书长，王艳辉更愿意让别人叫他老杳。他在网上就叫这个名字，“它在业界更有名气一些”。王艳辉所在的单位前不久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一份报告，质疑高通在华存在垄断行为。王艳辉是博士学历，戴着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声音洪亮，面对业内对他行为的质疑并不避讳：“如果非说高通事件中我有所求，那就是希望在业界更有名气一些。”从去年年底开始，王艳辉就高通涉嫌垄断一事向国内各手机厂商了解情况，成为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工作时间中，他不是去深圳找手机厂商，就是去上海找芯片企业，只有周末才能回到北京。“所有的手机运营商坐在一起很难谈实际问题，高通会和每一个企业签订保密协议，很多事情，不同企业的律师之间都没有办法沟通。”他说。今年1月，历时两个多月的调查后，手机中国联盟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一份名为《国产手机品牌知识产权生态调查报告》的文件。记者多方尝试，但未能获得这份报告。据王艳辉介绍，该报告主要指向高通在中国存在过度收取专利费和搭售行为，其商业模式损害了中国的手机产业。王艳辉的新浪微博叫“老杳吧”。2月20日，他发了条微博，大意是朋友劝其不要再参与高通的反垄断调查了，因为可能会遭到报复。王艳辉说：“这是公民的义务，如果真的发生(如高通报复)，老杳认了。”这条微博得到156个“赞”，还有众多手机厂商大V的支持评论，相比其他微博十几条的评论，这条充满正义感的微博赢得了80条回复。但王艳辉最近口风趋紧，对涉及高通的话题三缄其口。倒不是畏惧高通会报复，而是年前的一条微博让“老杳吧”被关闭了。为此他颇费周折地把服务器从上海搬到了北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我一个字也不说。”手机中国联盟成立于2011年，迄今为止也不过七八名员工，运营过程可谓举步维艰。“我们想借手机厂商的办公室开会都没人借，如果有手机厂商借了，第二天，(高通)说不定会一个电话打给他们了解情况。”王艳辉说。除了必要的工作人员之外，手机中国联盟的骨干力量是由40多名来自国内手机厂商的律师组成的律师团，这些人都是王艳辉在过去两年在“诺基亚专利案”中积累起来的力量。高通拥有庞大而强悍的律师团队，被认为是通信企业最不愿在谈判桌上遇到的对手，而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王艳辉认为，要与高通过招，强大的律师团队是相当必要的。在今年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国家发改委对高通涉嫌专利垄断一事的新闻，王艳辉作为手机中国联盟的发言人接受采访。随后，中央电视台记者多次就高通一事要求采访华为、中兴等企业，均被拒绝。最后在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一再追问下，酷派手机副总裁李斌隐晦地表达了“4G时代，我们面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