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这种累进式的发展态势，其特点不但在于跨越各种界限（如国家、民族、语言、学科、文化等等），而且在于不断跨越之中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野的一步步拓展。我把这种发展态势称为“涟漪式”结构，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就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但无论有多少个圈子，中心却是稳定的，即始终稳稳地确立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尽管各个发展阶段中曾经或多或少地以各种方式偏离文学（如法国学派过多关注文学“外贸”，忽略了文学性这一问题；又如当今比较文学界“泛文化”的倾向等等），但并没有从根基上脱离文学这个中心点。一圈圈的“涟漪”构成了比较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的涟漪便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是线性的发展，不是“弑父”般的由后来的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地、累进式地发展。后来的理论虽新，但并不取代先前的理论。例如，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并不能取代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当今我们倡导的“跨文化研究”（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也并不取代“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结构的最内圈——“影响研究”仍然有效，仍然在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充满学术生命力。不同阶段的学科理论构筑起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涟漪圈，而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又共同构筑起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宏伟大厦。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涟漪式”学科理论结构?这是因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不同的学术文化背景、不同的学术问题、不同的学术切入点所形成的。正因为背景不同、问题不同、切入点不同，所以各阶段皆各自解决了某一方面的学科理论问题，从而形成了各阶段学科理论的互补性、包容性。“涟漪”正是这样构成的。在这“涟漪式”结构中，每一个“涟漪”都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某一阶段。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至少有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北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然而，纵观比较文学发展史，往往令人疑窦丛生。人们不难发现，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例如，最早（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观念的德国学者、著名作家歌德，被公认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重要人物。写出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著的人也并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波斯奈特（H．M．Posnett）。1886年，波斯奈特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比较文学理论的专著《比较文学》（当时，波斯奈特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任教），该书对文学的本质、相对性、发展的原理、比较研究等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并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等角度出发，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比较考察，堪称比较文学先驱。波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都较为宽容，认为文学发展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都是比较研究的目标。这实际上肯定了后来确立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的也不是法国人，而是匈牙利人。1877年，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创刊于匈牙利的克劳森堡（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刊名为《世界比较文学》（ActaComparationisLitterarumUniversarum），关于杂志的性质，编者指出：这是“一本关于歌德的世界文学和高等翻译艺术，同时关于民俗学、比较民歌学和类似的比较人类学、人种学的多语种的半月刊。”该杂志于1888年停刊。1886年，德国学者科赫（MarxKoch）创办了另一本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史》（ZeitschriftfurdieVergleichendeLiteraturwissenschaft），后又创办了它的副刊《比较文学研究》，被视为德国比较文学的正式开端。其实，早在1810年，索布里就写出了《文学与绘画比较教程》。[①]由上述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比较文学早期的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由法国人奠定，在法国学者之前，已有德国的、英国的、匈牙利的学者率先提出了有影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二，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着眼于“影响研究”，而是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它已经蕴含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良好的比较文学开端，为什么偏偏会走向旨在限制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所谓“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轨道上呢?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认真深思过、过问过这一问题。韦勒克（RenéWellek）曾深刻地批判过法国学派，但却同样并未深究过这一问题。为什么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会转向仅仅强调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关系史”?为什么欧洲的比较文学会走上自我设限的道路?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数点：其一，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其二，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其三，世界胸怀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兹详述之：首先是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最突出的标志是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发出的挑战。克罗齐认为：“比较”是任何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因此，“比较”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石。他指出：比较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简单的考察性方法”，不仅普通、方便，而且也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不能作为这门学科独有的基石。克罗齐说：“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因而下结论道：“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由于克罗齐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的强烈反对，其意义是重要的，因此在意大利，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意大利学者本纳第托在其《世界文学》一书中不得不悲哀地表示，他与他的同龄人的童年时代的梦想——比较文学将会在他们的国土开花结果——没有实现。克罗齐的坚决反对在整个欧洲比较文学界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克罗齐是“带着与比较文学公然为敌的独裁观念，在各种场合用种种不同的沉重打击来对付我们这门学科，并将它们几乎打得个片甲不留。[②]”这种“打得片甲不留”之势，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第一次危机。克罗齐的反对，不能不引起欧洲比较文学学者的震撼，引起他们对危机的反思。这种反思，集中在比较文学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上，如果能够成为一门学科，那么，其学科的科学性何在?“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是挡住克罗齐等学者攻击的最好盾牌。既然反对者集中攻击的是“比较”二字，那就不妨放弃它，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可以不建构在饱受攻击的“比较”上。基亚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有误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既然比较文学不“比较”，那比较文学干什么呢?法国学者们在甩掉了倍受攻击的“比较”二字后，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大大缩小，缩小为只关注各国文学的“关系”上，以“关系”取代“比较”。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注重关系的所谓“比较”是不足取的。梵·第根说：“那‘比较’是只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性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章等并列起来，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它目标的。这样地实行‘比较’，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含义；它并没有由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学史推进一步。”[③]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基亚一再宣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因此，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不是“比较”，而是“关系”，或者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之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学派的自我设限，抛弃“比较”而只取“关系”，正是对圈外人攻击的自我调整和有效抵抗：你攻击“比较”二字，我就从根本上放弃“比较”，如此一来，克罗齐等人的攻击也就没有了“靶子”，其攻击即自然失效。“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妙语恰切地蕴含了欧洲学者们的苦衷和法国学者的机巧。而正是对“比较”的放弃和对“关系”的注重，奠定了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基础，形成了法国学派的最突出的、个性鲜明的特色。其二，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产生，也是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的结果。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其学科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确定性和“科学性”。克罗齐等圈外人指责比较文学随意性太大，他们的批评实质上也暗含了这一点。怎样建立一门科学的、严密的学科，是法国学者们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法国学派的四大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1871—1958）、梵·第根（1871—1948）、伽利（1887—1958）、基亚（1921—）都不约而同地着重思考了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即：要去掉比较文学的随意性，加强实证性；放弃无影响关系的异同比较，而集中研究各国文学关系史；摆脱不确定的美学意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正是在这种反思和追寻中形成的。巴登斯贝格在法国《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写了一篇纲领性的导言《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极力反对主观随意性的比较，强调实证性的严格研究。他指出：“有人说：比较文学，文学比较，这是毫无意义又毫无价值的吵闹！我们懂得，它只不过是在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罢了。……不消说，一种被人们这样理解的比较文学，看来是不值得有一套独立的方法的。”他说：“人们不厌其烦地进行比较，难免出现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因为“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怎样才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怎样的比较才“值得有一套独立的方法”?那就是加强实证性，加强科学性，使比较文学研究落到实处。正如法国学派奠基人梵·第根所明确指出的：“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事实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④]显然，摆脱美学涵义，取得科学涵义，这就是关键所在！法国学者们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一套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反对“随意性”的宽泛的且倍受攻击的“对比”，从而走上缩小研究范围、限制研究领域的自我设限道路。为了建立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他们宁肯放弃美学的涵义，而追求科学的涵义。法国学派代表人物伽利在1936年接替巴登斯贝格任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后，便致力于使比较文学精确化的工作，试图通过这种“精确化”来设限，并以此建立独特的方法论体系。他在为他的学生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比较文学的概念应再度精确化。我们不应无论什么东西、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乱比一通。”伽利还指出：“我们不喜欢停留在狄更斯与都德的异同上，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比较文学不是异同的平行比较，而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它研究国际性的精神联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甚至生活方面的事实联系。”基亚坚守其师伽利的立场，在经受了美国学派的猛烈攻击之后，1978年，他在《比较文学》一书的第六版前言中仍坚持认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不过是一门名字没有起好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他仍大力反对泛泛的比较，反对“总体文学”及“世界文学”。基亚指出：“这两种雄心壮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