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人格精神4

中国文化的人格精神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丁夏“仁者，人也”——《论语》中国文化未必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但却是传承最为稳定的文化。就起源的时间而言，中国文化较之西亚的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要较为晚出，但这两种文明都像是划过夜空的彗星，未能长久留存于世，而中国文化则如横亘大地的长城，历经劫难，虽然伤痕累累，却表现出惊人的生存能力，至今仍屹立于世，影响卓著。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国文化就走过了一个明显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也曾经试图同样“脱亚入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而过了将近百年之后，传统文化又重回中国大地。为什么中国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人的关注上，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文化，贯穿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上，中国文化相对较为薄弱。例如，在哲学上，中国古代众多的哲学家就很少有人去探索世界的本源、物质的构成等基本问题。把孔子、老子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略作比较，马上就可以发现双方的差异——后者有关世界、物质等问题的论述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而老子、孔子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乃是人生价值观、道德观等，也就是怎样做人、怎么生活的问题。这样一个特点，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现在所说的“炎黄子孙”，其问世的时间不过百余年。所谓“炎黄子孙”，其实质是试图从族源上寻找华夏民族的最早起点。实际上华夏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由东西南北多个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的。现代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存在着多个起源，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长江流域的姚姆渡文化，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很相似，都存在着多种文明，多个民族，但是欧洲最终是由多种文明、多个民族而形成多个国家，中国则逐渐走向统一，统一的基础，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族群特别强大，而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国是统一于文化，而非统一于某一族群、某一政权。中国文化基本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如何做人、怎么生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大体一致或相近的结论，正是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大体一致或接近，决定了中国文化从此形成了思想的基本面。这些思想的基本层面为社会不同阶层、族群所接受，又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文化的同构型决定了中国必然趋向于同一，以后即使政权不断更迭、朝代兴衰不止，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始终不变，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一直延续至今。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观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概括：第一，中国文化首先肯定人性本善，凡是人皆有向善的本能，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而达到善的境界，而善的最终社会目标，乃是行“仁政”与“王道”；第二，中国文化围绕着向善的主题，对人的道德伦理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其终极目标乃是造就“君子”，人的一生，也就是不断向君子迈进的过程；第三，中国文化推崇人的智慧、毅力和勇气，认为智慧、毅力和勇气是解决人生困境必不可少的因素，人应该是道德君子，但又不能只是道德君子，同时还应该是智者、强者和勇者。人性本善的思想发源于孔子，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论语》中谈的最多的是“仁”，在孔子看来，“仁”并不是什么玄妙难言的东西，“仁”其实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孔子简而言之：“仁者，人也”。但人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深入、系统的论述。孔子的论述很多，但很少具体谈论人性。整部《论语》中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至于孔子的弟子子贡慨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虽然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述，但是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概括，却奠定了中国人生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平等、平均的思想后来在中国深入人心，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广泛，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都与此思想紧密关联。真正把人性本善的思想理论化的是孟子。孟子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人性本善的命题。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所谓“人性之善”，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是超越人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而为人所天然具有的东西，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既然人之于口味、音乐、美色都有同样的取舍标准，可见，人心都是相通的，人心相通的原因，又在于人心之中都有一个“理义”，有了这个“理义”，所以人心具有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决定了人和人不仅是平等的，而且都具有向善的本能。孟子把人性的善看成是人的“良知”、“良能”，而“良知”、“良能”是人先天就具有的本能，他特别举儿童为例来加以说明：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孟子的这些见解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所说的“良心”、“公德”，其实都是建立在性善论和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上的。孟子同时又举人们都具有同情弱者、同情苦难的倾向为例，说明即便不是儿童而是成人，也会面对他人的不幸和苦难，自然而然地产生同情之心，这种同情，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一个孩子掉进井里面临生命危险，这就立即激起旁观者的惊骇与同情，以至于对孩子伸出援救之手。但是旁观者此时的心理与行为并非为功利目的所驱使(结交其父母或博取名声)，亦非由生理原因所决定(不喜欢孩子的叫喊)，而是旁观者会因为心被触动而采取行动。孟子由此断言，恻隐之心是人的本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人有这样的恻隐之心就象有身体四肢一样必然。人们应该做的只是在自己内心去找到、了解、保存、扩充它。假如一个统治者能够把这种“不忍人之心”发扬光大，则“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所以“不忍人之心”是人的本能，帝王的成功是把这种本能加以发挥。儒家所说的“仁政”，实质就是把人性的善发扬光大。孟子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一方面体现了人性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了人间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说，人间最基本的四种道德品质“仁义礼智”其实就是从这四种人性最基本的共同性中分别生长出来的。在孟子看来，人间的道德并不是后天形成的，也不是圣人制定的，也不是只有个别人才能达到的，更不是上天强加给人类的，而是在人的本性中本来就有的。正因为是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有的，所以，世间所有的人在理论上都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用孟子的术语说，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高人一等，也没有任何人低人一等，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等级上，没有例外，没有特殊，没有差异。孟子的这些思想，是把人性论和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这和两千多年以后美国著名的《独立宣言》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当时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先驱者，也是开宗明义首先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并以此来反抗早期资本主义的殖民制，从而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由性善论作基础，孟子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人皆可为尧舜”。“人皆可为尧舜”不等于“人皆为尧舜”，而是说人世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这就包含了早期的社会平等思想。这是孟子和孔子思想的一大区别。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臣父子要各守本位，不可逾越其间的等级名分，同时孔子非常强调“君子”、“小人”之别，“上智”、“下愚”之别、“先知”、“后觉”之别，“大人”、“小人”之别，简而言之，孔子重视的是人间社会的等级差异，而且强化了这些差异，孟子则认为人与人有共同性，而且更强调人和人的共同性是以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善”为基础的。因为强调人性本善，强调人的共同性，从这样的“人性论”出发，孟子发展出他的“民本论”观念。“人性论”是孟子思想的基础，“民本论”是“人性论”在社会方面的延伸和运用，如果没有“人性论”，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民本论”，“人性论”和“民本论”之间，是因果关系，也是逻辑关系，“民本论”最核心的内涵，是建立在人性本善上的社会公平，是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而不是只强调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反对把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在孟子看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民”为基础的，民之所愿，民之所欲，民之所利，应该成为整个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孟子说过这样一段有名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人民比国家重要，国家比君王重要。君王得到老百姓拥护，才可以做君王；诸侯、大夫是得到君王支持才能在其位的，一旦诸侯、大夫对国家有威胁，那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变更。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民生方面，他就提出一系列带有理想性质的主张，首先是在经济上解决民生问题，解决了民生问题，孟子称之为“王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谓的“王道”，是以民生为基础为前提的，满足老百姓衣食和生老病死的基本要求，就是“王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生者有衣食，死者能丧葬，这是生者和死者最起码的要求，满足了这些最起码的要求，“王道”就算是落到了实处，不再是空谈。但仅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制度和数量来保证，也就是每个家庭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可耕地，用以种植粮食和养植桑蚕，以保证足够的衣食，还要有足够的家畜，以使老人可以安度富足的晚年，同时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还不够，还需要发展教育，大力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在今天看来也未必是一个人人都能享有的情况，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能完全做到，但今日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大区别，恐怕也正在这些地方。孟子关注民生，不限于物质生活方面，对精神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准，他也给予积极关心，并且有自己的倡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又提出，国君王侯要想长期保有国家，统治天下，最关键的是必须行“仁政”，而行“仁政”的关键，又在于统治者必须做到与老百姓共患难，同忧乐，如果真正做到了与民同忧同乐，则国家可保，统治可长，甚至天下也可得到：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北宋范仲淹在其《岳阳楼记》里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个人的忧乐与老百姓的安危困苦完全结合在一起，他的思想基础正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仁政”的概念也非始于孟子，孔子也提到过“仁政”，不过内容比较空泛，主要是希望当时的社会回到所谓尧舜时代、文王周公时代，但是孟子与孔子很不同，他说的“仁政”，乃是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爱戴，而一旦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爱戴，则自然也就可以得到天下：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君子疾没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