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文化的理性化与世俗化

中国政治文化的理性化与世俗化——闫曼悦之“文化政治理论与实践”研讨发言一、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一）假设文化与政治的正相关关系究竟文化与政治是什么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看法。制度决定论者虽然他们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的提及文化的因素，但他们始终认为政治制度对文化起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文化是内生性的，制度是外生性的。制度总在影响着态度和信念，文化是制度运转的结果，反之则不然（skocpol，1982，jackmanandmiller，1986）。然而通过历史，这种观点过于简单。比如瑞士的联邦结构权力极度分散，它由七人联邦委员会组成，这是因为瑞士的民族多样化导致这些制度的产生。有时候是制度塑造文化，有的时候则是文化塑造制度。本文是研究文化政治理论，因此也着重梳理文化决定政治的观点。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在此不多赘述。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强调与政治有关的情感、认知、评价等心理因素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区分了直接制约民主制度的政治态度以及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的非政治态度。他们认为，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就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它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它既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又有现代文化的特征，”而且现代公民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文化，而是一种平衡各种社会角色和成员生活的一种综合文化。在这本书中，阿尔蒙德提出假设，他把政治文化看成是自变量。而将民主的稳定看做变量。即先有民主的政治文化，才有民主的政治结构。派伊用文化分析视角解释了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化历程的悖论与困境。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人很难建立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制度。因为中国大部分的传统政治文化都是建立在儒家的信仰体系之上的，并一直延续到近代，继续束缚和制约着中国马列主义领导人，让他们无法如愿尽快的扭转这一体系。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未来的国际冲突不是超级大国的冲突，而是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他定义了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的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他认为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差异更加显著。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使民主运转良好，又是什么使民主失灵。他针对意大利境内的多个地区政府检验他的假设，认为那些具有高水准的“公民共同体”地区中，民主的运转状态最佳。地方政府之间运转的差异不在于经济发展的程度，而是在于文化的因素。文化的规范与习惯强化了市民社会，即使遭到外来的破坏，文化的基础依旧存在，影响政治发展。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中认为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领导人和公共舆论这种不可预见的政治因素，而且每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在过程和结果上都不会与其他国家相同。英格哈特延续了阿尔蒙德的假设，他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中说：“文化是一个在社会内部普遍共享的态度、价值观和知识体系”。他把文化定义为“某个社会的民众中已经被内化了的信念、价值观、知识和技能，它是对进行强制和交换的外部系统的补充。”他在这本书中调查了43个国家的价值、社会信任等变量，他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仅拥有相当持久的政治文化品质，而且这些品质还具有政治、经济的后果。他把文化视为内在原因，文化体系支撑经济或政治体系的合法地位，只有该国民众已经一套内化的规则和规范，该国的政治体系才能行之有效合法化、且生存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学这倾向于将政治文化看成是剩余变量，在其他理论解释不通的情况下，就用政治文化来解释，同时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使政治文化研究逐渐边缘化。这一时期的研究很多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达尔认为制度决定论是浅薄的。他在《民主理论的前言》提出，如果说美国是因为有了宪法才保持了民主，这是本末倒置的；如果说因为这个社会基本上是民主的，宪法才保持下来，这听起来似乎不对，但实际上却正确的多。奥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中认为一个国家由威权政体转化为民主政体，包括一些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适当的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的减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以及容忍妥协的政治文化。但是只具备客观条件，威权政体并不会自动的变成民主体制。（二）政治与文化没有多少关系在公共理性学派兴起之后，在许多对政治文化理论进行的批判中，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过程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文化和政治与经济之间没多少关系，有些甚至直接将政治文化认为是一种边缘化的研究。二、政治文化的理论与政治文化的表现（一）政治文化理论的来源1、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实践的需要。二战以后，随着美国在全球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需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了结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政治发展的趋势。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都注重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但无法难解释政治实践中所有的问题。比如政治制度大体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的国家最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他国的政治文化分析用以预测未来政治发展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政治文化兴起的背景。2、政治文化的理论来源许多教材和著作都将政治文化概念的产生界定于20世纪中叶。事实上这是一种旧观念的新方法。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促成政治稳定和变革的心态”。政治文化既然如此久远，但政治文化的专门研究直到20世纪才兴起。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因此，理论的来源以及历史脉络，可以更好的了解政治文化到底是什么，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在20世纪以前没有人将政治文化专门作为一项研究进行。在这里通过两个人的观点来梳理政治文化的理论来源。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的兴起来自于三种思想相互吸收的结果：（1）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类学和人类文化学理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的一些分析方法也来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针对个体，而《菊与刀》将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强调童年对人的重要影响扩大至整个日本社会）（2）来自于韦伯、帕累托、杜克海姆为研究的欧洲社会学。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之间的关系，强调宗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这种研究方法体现地更为明显，他同时还对比了新教伦理与儒教和道教伦理的差别，以及儒教和道教伦理对中国经济和现代化的影响。帕累托则对逻辑、动机、剩遗物的解释，杜克海姆的宗教社会学也影响了政治文化的兴起。（3）调查研究，以及抽样、访问和数据分析更为尖端的技术的成熟发展。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二战期间跨学科研究的盛行，调查研究方法广泛地运用于传统的学科中，在政治文化的许多研究中，可以看到大量使用社会学、统计学等方法。布林特在《政治文化的谱系》中将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来源于三种不同的文化传统：（1）是法国社会学传统（孟德斯鸠、洛克）。法国社会学是通过他们的研究，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条件下的不同政府行使的社会学差异的工具。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调查了一国的气候，人民的生活方式，被允许的自由的程度、居民的宗教、国家的财富、人口和商业，以及国家的习惯、习俗和传统这些特征。国家的制度结构、文化气质和物理环境构成了“法的精神。”这一脉中还有卢梭、贡斯当、托克维尔等等。法国社会学者们认为特定政体中个人的动机和意图，只有在社会规范和规则指导下的行为才能呈现其意义。（2）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从康德到韦伯）。德国文化哲学认为历史有自己的逻辑，政治文化被看成是人类意识与劳动在世界上的历史扩散和客观表达。布林特认为，政治文化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康德的哲学革命。康德批评经验主义，他认为心灵是知识的居所，而世界则是心灵的镜子。人类心灵的结构是世界的裁判者，人类心灵的能力赋予证据以意义，赋予经验以秩序。他关注人类知识与经验结构的认知和主观方面，对德国传统中的政治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观点影响了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韦伯。（3）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文化科学。帕森斯和希尔斯根据韦伯的行动理论，开展了对行为的主观取向的系统研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阿尔蒙德、派伊和维巴等政治学家建立起了政治文化研究的美国科学路径。布林特将这种路径定义为对个人关于其政治体制的信仰、情感和判断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对个人关于对其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的分析，更进一步地说，是对具体政治对象的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的研究。在测量个人对政治体制的态度时，美国政治学家开始采用新开发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证技术。由此可见，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量化分析的发展以及二战之后的跨学科交叉对理论有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二）政治文化的理论1、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论（1）理论分支这里按照将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简单划分为这几种，政治心理、政治符号、政治偏好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政治心理：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将文化概念视为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在他看来政治文化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政治系统。”他们最关注的是是人们对其所在的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以及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价值和态度。因此他们用“政治文化”一词来表示人们对政治的认知、感情以及态度。阿尔蒙德之所以将心理取向看成政治文化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深受帕森斯的影响。在阿尔蒙德之后，大部分政治文化研究者都承袭了阿尔蒙德的观点。然而也有对阿尔蒙德提出异议的。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解释文化的作用。他通过对五国政治文化研究，发现政治系统中的成员的态度与该系统的特色和运转相关，特别是参与性政治文化，文化有维持和改变政治系统的作用。政治符号：洛威尔·底特默（dittmer对阿尔蒙德提出过直接的批评）就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符号的系统。他认为政治符号是政治文化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政治文化可以通过符号语言系统进行理解。在政治文化系统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精英操纵的符号（传播功能），民众对这些符号进行解读，并加以反应。政治偏好：维尔达夫斯基（wildavsky）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感情，因为政治文化是社会内生的，植根于本民族、本国的历史与结构，而不是外来的政治偏好。当一个人在做某些决定时，他的选择其实是文化的选择。没有价值可以脱离社会关系。人们是在决策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文化，并且在不断的加强、修正和拒绝现存的权威关系中，教导他们偏好什么。意识形态：布鲁姆和威尔逊认为政治文化可以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将政治文化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政治思想，实际上忽略了文化的多元性。（除非像朝鲜那样的极端例子，如果进行国别研究，实际上是很难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概括政治实践中的政治文化）（2）研究维度合法性对权力与合法性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这项研究来自于韦伯。韦伯认为统治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依赖于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动机决定着统治的类型，虽然服从的结果一样，但是不同的动机决定着统治的类型。因此韦伯将合法统治分为三种类型，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他指出，合法型统治具有合理的性质，这一类型“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则是“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韦伯用历史的方法对这三种合法统治类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传统型的政治合法性是依靠习俗、习惯，比如世袭的君主制；魅力型的统治则常常是革命型的领袖依靠个人能力而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形式。而合法型的统治是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样式，比如官僚制。“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固定的、通过规则即法律或行政规则普遍安排有序的、机关的权限的原则，职务工作至少是一切专门化的职务工作，而且官员职务的执行也是根据一般的、或多或少固定的、或多或少详尽说明的、可以学会的规则进行的。”类型合法性的来源特性范例合法型合理的制度、规则、程序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