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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要宗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目录一基督教中国化(一)19世纪下半叶“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立”教会的初步尝试(三)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四)建国后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二天主教中国化(一)景教对佛、道用语的借用(二)现代中国天主教自上而下的本土化运动(三)建国后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三伊斯兰教中国化(一)唐宋元时期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倾向(二)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完成(三)民国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的新气象一基督教中国化(一)19世纪下半叶“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立”教会的初步尝试(三)、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四)建国后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到中国,揭开了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序幕。此后,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入,大批传教士纷纷踏上中国的土地。鸦片战争后,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传教士们把他们的合法活动范围由沿海通商口岸逐步扩展到内地,从而使基督教势力触及中国的山隅海角一、19世纪下半叶“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经过二、三十年的传教摸索,到19世纪60~7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只有把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孔子加耶稣”的传教路线,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第一个提出“孔子加耶稣”理论的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立”教会的初步尝试长期以来,中国教会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依赖于西方基督教差会。这一方面增加基督教各差会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基督教带上“洋教”的称号,成为西方基督教的附庸。同时,尽管传教士大力鼓吹耶儒融合,但是,外国传教士由于人手的缺乏以及对当地方言、风俗习惯、环境等的不适应,一般只能驻守在总堂,负责施行圣礼、检查会籍、排解纠纷等指导性的事宜,而教会的实际工作便落在本地传道者的身上。中国教会的自立强调“三自”,即自治、自养和自传。所谓“自治”,是指治理中国的教会,不再是西方传教士的专利,本地牧师及传道的数目应该增加,并且更多地参与教会的会务决策,成为教会的主力与领袖。为了摆脱西方传教士的控制,早在19世纪70年代,少数爱国的基督徒也着手谋求基督教的中国化,主张独立自办教会。最早在此方面做出尝试的是广东教徒陈梦南。陈梦南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传播,以免被教外人士讥为洋教。1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曾经给在华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控制下的基督教以沉重的打击。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进攻,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各国传教士得以重建和扩展在中国的教会势力,并且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三、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1)“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非难和挑战(2)知识分子基督徒对挑战的回应(3)本色化运动的掀起和自立运动的发展(1)“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非难和挑战191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号,对所有的宗教提出非难和挑战。由于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特殊关系,基督教首当其冲地成了新文化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非基督教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2年至1924年运动以北方为中心,通过报刊、书籍与公开演讲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召开大会,并谴责基督教教义的不科学性。第二个阶段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高潮时期,非基督教同盟通过组织群众示威活动,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强化对基督教的攻势,提出了“打倒基督教!”“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打倒文化侵略的先锋基督教!”“废除制造洋奴的教会学校!”“打倒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牧师和传道人!”“废除洋奴制造厂——教会学校!”等口号,并要求没收教会财产、收回教育权。(2)知识分子基督徒对挑战的回应为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北京护教团”,在《生命》月刊上纷纷发表文章重新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徐宝谦等人指出中国基督教应该加快培养中国人充当教会领袖,积极融入中国社会,主动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案。针对非基督教运动把基督教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和走狗,知识分子基督徒特别强调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为劳动者服务的宗教,以期基督教能够为中国民众、中国社会所认可,使教会真正“属于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基督教”。诚静怡认为中国基督教必须具有三个条件:一是要摆脱外在的干涉,中国信徒应享有相当的自决权;二是必须肯定中国文化的地位,教会的培灵不应与民族传统和精神体验相冲突;三是要成为完善和丰富中国人生活与文化的先锋。赵紫宸认为基督教必须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实现本色化。(3)本色化运动的掀起和自立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使中国教会人士猛然意识到中国教会再也无法按照老路继续走下去,中国基督教欲图生存、振兴与发展,必须加以变革,或搞“本色运动”,或走自立道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了要使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口号,在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中,对“本色化”作了如下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挈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少爱国信徒也投身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尤其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基督教徒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纷纷要求脱离外国差会,成立自立教会。四、建国后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基督徒为摆脱帝国主义控制,拥护社会主义,实现独立自主,自治、自传、自养的爱国爱教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基督教彻底摆脱西方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创造了条件。1950年5月,周恩来接见了由吴耀宗等人组成的基督教访问团。在谈话中,周恩来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基督教要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必须自觉肃清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影响。1961年,第二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会议号召全国基督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中国教会彻底实现自治、自养和自传。1991年底至1992年初,中国基督教第五届全国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地教会试行规章制度》,会议指出,至此中国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已进入一个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即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的新时期。第二节天主教中国化一、景教对佛、道用语的借用二、现代中国天主教自上而下的本土化运动三、建国后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景教对佛、道用语的借用(1)利玛窦规矩(2)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初步尝试天主教中国化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景教。景教又称聂斯脱里派,长期以来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然而,在他们遗留下来的汉文文献中,没有一丝不合天主教教义的。据唐建中二年(781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来到唐都长安传教,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开端。(1)利玛窦规矩第一,用中文著书传道,融合耶儒,力图在耶儒之间求得共鸣,论证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不相违悖。利玛窦刚来中国时,自称是来自天竺的西僧,着僧服,剃发薙须。但后来才发现,和尚在中国并没有像在日本那样受人尊重,而通过科举考试挤身于国家统治机构的士大夫才是最受人们尊敬的阶层。第二,尊重中国社会习俗,主张应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利玛窦在广州居住多年,认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节习俗。为了使天主教适应中国社会习俗,利氏对天主教的某些教规作了必要的调整。如根据中国人没有用脱帽、拥抱和吻手来表示尊敬的习俗,在做弥撒时,利氏不要求中国信徒脱帽;鉴于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利玛窦去除了洗礼中的涂油仪式,必要时用镊子夹着棉花涂油来代替用拇指涂油,等等。(2)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初步尝试在传教过程中,部分传教士开始意识到华人在传播天主教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早在明末清初,有些传教士已经考虑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由于“利玛窦规矩”的深入贯彻,加以部分开明传教士注重创设中文礼仪及培植本地神职人员,天主教在晚明清初一度十分兴盛,传教范围迅速扩展,信徒日增。二、现代中国天主教自上而下的本土化运动鸦片战争后,依据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天主教再次获得了在华建堂传教的特权。然而,帝国主义侵华的背景,加上“洋教”的性质、个别传教士和部分教民的横行不法以及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困难重重,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后,各种仇教的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严重阻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三、建国后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以“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为借口,继续执行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面对罗马教廷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广大爱国的天主教徒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第三节伊斯兰教中国化一、唐宋元时期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倾向二、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完成三、民国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的新气象“伊斯兰”原是阿拉伯语al-Islām的音译,意为“顺从”、“和平”。伊斯兰教,在旧时中国,又称为“大食法”、“回教”、“回回教”、“天方教”、“清真教”等,创立于公元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创始人为穆罕默德。该教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一、唐宋元时期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倾向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支持陈垣先生把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派使节来长安朝贡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的观点。唐宋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发达,许多阿拉伯商人来华经商,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中国。元代的伊斯兰教已由一个外来宗教发展为政府正式承认的中国合法大教。当时,中央设立回教法官“哈的”,职掌教内律法,并负责为国祈福。又设回回司天监,掌观象衍历;设太医院广惠司,掌御用回回药物的修制;设回回国子监学,奖励伊斯兰学问。二、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完成(1)明清统治者与伊斯兰教(2)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完成(1)明清统治者与伊斯兰教明王朝对伊斯兰教采取怀柔的两面政策。一方面,不少回族豪杰之士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过重大的贡献,如常遇春、胡大海、汤和、沐英、蓝玉、冯胜等人均是为朱元璋建功立业的名将。对这些立功的穆斯林,明王朝采取非常优厚的政策,为他们加官进爵,敕建清真寺等。另一方面,明王朝是汉族贵族政权,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色目人进行种种的限制,企图用法律手段强制其汉化。如《大明律》规定,禁止色目人互相婚配,色目人须与汉人通婚,凡有违抗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此外,大明朝还禁止色目人宰杀耕牛,禁穿胡服,禁用胡语、胡姓。(2)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完成第一,宗教传承方式的中国化——经堂教育的兴起。长期以来,广大中国穆斯林与汉族杂居相处,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汉语。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中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者越来越少,对宗教经典不甚了了,出现了宗教职业者后继无人的现象。而中国伊斯兰教传统的宗教教育是以家庭为主,父子相授,以口传手抄《古兰经》为主的办法。宋元时虽设有“蕃学”和“回回国子监”,但其教育方法仍是师传徒授,只有口授口讲,没有正规的教育制度,伊斯兰宗教教育无法普及,使得明清以来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素质大大下降。第二,经典的中国化——汉文译著的出现。在华伊斯兰教要保持自己的特质,必须在保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主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用汉文翻译
本文标题:1 中国的主要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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