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中古文学复兴的第二轮攻势······►在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与诗歌的发展变化幷不同步。当诗歌已经高度繁荣的时候，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才刚刚转入自觉。►古文运动：1、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2、自形式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3、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幷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诗、文发展的不平衡◆阿诺德的创作批评观►要想伟大的创作出现，天才与时会必须互相凑合。►——“时会”：思想潮流。►——拜伦与歌德思想潮流的形成与时代►凡是一种主义须久经传播，成为思潮，深入人心以后，才能见诸实行。假如这种主义才初露头角，只有少数学者主张，而多数人民则未彻底了解，在这个时机未熟的时候，就想把它拿来实地试验，其结果往往使闻者惊骇而生反动，不惟实行受阻碍，而主义本身也失其易于传播的可能。►在历史历程中，“生发期”与“凝集期”常相代谢。生发期是新思潮膨胀期，凝集期是思潮停蓄期。伟大创作发生，都在生发期。第一节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一、中兴的愿望与强烈的忧患意识二、复兴儒学的思潮►从孔颖达《五经正义》到重大义而轻章句的致用之学。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适于时，救其弊”►柳宗元：“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不拘空名、从宜救乱三、促成政治改革►肃宗、德宗朝，李泌、陆贽等人的整顿纲纪，杨炎、刘晏等人的财政税法改革已肇其端绪，此后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的主张。►永贞元年亦即贞元二十一年，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了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元和一朝，继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如禁止供奉、减免赋税、精简冗官，幷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与此同时，倾全力解决藩镇问题。唐宪宗先是采纳宰相杜黄裳意见，大举出兵，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诸处叛乱，后又倚重宰相裴度，平定了淮西叛乱，迫使成德、卢龙诸藩相继归顺朝廷。“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四、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服务于“经世致用”的需要。►韩愈、柳宗元：“文以明道”►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章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第二节倡导古文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文体文风的改革高潮一方面固然缘于前述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另一方面也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一、倡导古文运动骈文的利弊►骈文十分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重视美感。►它的刚出现时，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幷且日益精致，日益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观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余年间，策文几乎全是骈体，无一例外。►唐代骈文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初唐，“四杰”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盛唐，骈体文风有了更大的改变。首先是“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骈文写作中崇雅黜浮，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李白，将诗的笔法情调注入文中，破板滞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中唐，陆贽骈文已达变化的极致，较彻底地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唐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杨炯，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贾至、韩云卿、韩会、李纾、崔佑甫、尹征、王桓、卢冀、卢士式、贾邕、赵匡、阎士和、柳并等人、梁肃、朱巨川、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等人。►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的实践性品格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明道”说的内涵来看，却没有比它之前的理论家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一旦脱离了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作为一种普遍理论存在时，便会成为一种束缚，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常常使得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韩、柳的“以文明道”的贡献►精华在于对“文”的论述，他们论“道”只关系到写什么，而论“文”则重在解决怎么写，怎样才能写好，相比之下，后者无疑凝聚了他们更多的心力。►后世道学家对韩愈的不满。►“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七）正反证了韩愈对“文”的重视程度。二、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影响►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便会发现，韩、柳的古文理论之所以重“道”亦重“文”，甚至有时重“文”超过重“道”，实在是受到了自唐代以来逐渐复归了的杂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杂文学”►所谓“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杂文学：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我国早期文学与非文学是不分的。魏晋之后，文学逐渐独立成科，但美文与非美文还没有分开。南朝宋文帝立四学，其中的文学依然指文章之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同。齐梁之际，有文、笔问题的讨论，各人看法不同，但一种要把美文与非美文区别开来的意向却清晰可见，把是否有浓烈的感情和声律、词采之美作为区分文、笔的标准。►到了初唐，这一观念仍有相当影响，如初唐人编写的《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等，在提到“文”“笔”时都分得很清楚。盛唐以后，这种观念逐渐消退。在李阳冰、贾至、任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笔下，“文章”一词频频出现，从而泯灭了魏、晋以来日趋扩大化了的不同文体间的差别。表现看来，以“文章”取代“文笔”，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变化，但在这一现象的底层，却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亦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这种似旧实新的观念，将南朝人想从“文”中排除出去的大量应用文体重又收罗进来，施以新的写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第三节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一、唐代散体文的发展过程►初唐：仍延江左之旧，但在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里，已较少浮词赘典，大都质实可读。魏征的《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等，虽为骈体，却多杂散语单句，用笔简劲，一扫浮华，显示了文风转变的契机。而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十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更为明白晓畅，情感也真切自然。►陈子昂：在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散体之作，是那些出自诗人之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诗人的激情和意绪注入文中，使文既具有诗的特点，又不失文的本色，形成了盛唐时期特有的“诗人之文”。►《与韩荆州书》►天宝中期以后，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元结、李华等人已写出很好的散体文。如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元结的《述命》、《述时》、《订古》、《七不如篇》，都能以简洁真切、不事华藻取胜。特别是元结，其《菊圃记》、《右溪记》诸篇，观察深刻，写景细致，于平易中寄寓感慨，发为议论，精警动人，已开后来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河。随着建中元年科举策问开始使用散体，文体改革的声势益发高涨，独孤及和他的学生梁肃、高参、崔元翰、唐次、陈京、齐抗等，都积极地加入了这一潮流，权德舆、柳冕等人也大量使用散体的形式来写作，影响所及，以至出现了陆贽那种已十分接近散体的骈体奏议，这说明在经过缓慢的发展之后，散体文已被普遍接受。►不过，除少数作者之外，这时的散体文似乎还不具备与骈体文一争高下的实力，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大都是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的模仿，语言和表现方法显得陈旧，生气不足而因袭有余。►清人赵翼所谓“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卷二○）。►苏轼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二、韩、柳对散体文创作开拓（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从语言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和“体备”“词足”（《答尉迟生书》），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他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运用或长或短的连琐句造成一气直下的浑灏气势，时而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如“蝇营狗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崭然见头角”、“入主出奴”、“弱肉强食”、“痛定思痛”、“大放厥词”等等，都是前人笔下所无的创造性成果。►柳宗元也力主搏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在写作时“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幷对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质和作用予以辨析：“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其主要目的乃在于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义。►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既“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又自有抑扬起伏开阖照应的规律可寻，“法度不可乱”（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在无法与有法之间，创立了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二）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韩文如长江大河，澎湃流转，作者横绝奔放的气魄借其滔滔雄辩而溢诸行墨之间。更重要的是，韩愈在应用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发其穷苦愁思不平之声，既变“笔”为“文”，又使“文”具备了源于现实的情感力度。►与韩文相比，柳文则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锥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林云铭《古文析义》）的特点，令人读来，如亲眼目睹他“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慷慨激切的英姿，而又领略到很强的艺术之美。►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竖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三、韩愈的散文►韩愈的论说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等，过去的评论家曾给以较高的评价，认为是“大有功名教之文”（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注》卷七），但今天看来，因其思想陈旧且少文学色彩，故价值不高；►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篇章还有一种反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