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

第七讲80年代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批评界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所指称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就大致是指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伤痕、反思、改革文学采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社会情境下的主导性政治话语，具有文学启蒙的性质，即文学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的观念启蒙。伤痕文学在七八十年代，“文革”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焦点。由此产生了伤痕文学，无情地揭露了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极力伸张人道精神，努力恢复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最先出现的文学创作潮流。“伤痕文学”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接着，卢新华的《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伤痕文学”因此得名。伤痕文学伤痕小说的代表作品：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韩少功《月兰》、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郑义《枫》、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刘心武，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对民间红学的蓬勃起到推动作用.伤痕文学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伤痕文学对比：两个人物形象，宋宝琦的头脑愚钝得令人可怜，谢惠敏的思想僵化得令人痛心；宋宝琦的流氓恶习使人可憎，谢惠敏的言行“左”得令人震惊。尽管两人的个性品行截然不同，心灵畸变的表现形式有异，但在愚昧无知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灵魂被扭曲的畸形儿和受害者，其“内伤”令人触目惊心，救救他们已是迫在眉睫。伤痕文学卢新华《伤痕》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伤痕文学张贤亮，1936年生，江苏人。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0余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重要作家。1993年初“下海”创办华夏西部影视，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成为有名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张贤亮以“出卖荒凉”获得了文化商业的成功。主要作品：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早安朋友》《绿化树》；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伤痕文学伤痕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与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的身上时，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很多个夜晚，他都是搂着它来相互取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好像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狗了。其实，邢老汉是有过家，有过女人的。要真正理解他和他的狗之间相依为命的感情，还得从这点说起。反思小说《绿化树》写知识分子章永璘在苦难的肉体磨难中所经受灵魂洗涤的心理历程。马樱花。伤痕文学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1936—1990）：四川简阳人。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分别获1980年和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20世纪70年代四川一个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老农许茂和他几个女儿的家庭、婚姻、爱情等悲欢离合的故事，揭露了“文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破坏和在农民精神上造成的创伤，反映了70年代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以及逆境中人的生存意志和信念。作者以一个家庭的矛盾纠葛和人物性格的变化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化，起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伤痕文学的特征1、写灾难，写悲剧——文革的灾难，家庭或个人的悲剧，苦难的场面，历史的创伤。这引出了关于悲剧的诗论。2、控诉的、批判的文学——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批判封建主义和文化专制给人戳下的精神创伤。3、人民的一种政治宣泄，同时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拉回到人学，是新回归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历史反思文学——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的开始一、历史反思文学的缘起（1979年）1、“归来”的作家——1978年两支重要的“归来”队伍“五·七”派作家——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张弦、高晓声诗人队伍——艾青、公木、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与牛汉、绿原、曾卓、鲁黎等七月派诗人一个重要的特点：亲身经历历史的遭难，将生命的挫折与历史的挫折联系在一起。归来之后，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对文革的批判（伤痕文学阶段），而是将文革的悲剧与中国当代的政治历史联系起来考察，透过人物的命运遭际投射出历史反省的冲动，即出现了“历史反思文学”。2、《记忆》——“伤痕”向“历史反思”的过渡张弦《记忆》——通过“记忆”把两个历史片断联系起来，首先将“文革”的悲剧与当代政治历史结合起来叙述。那一时期，小说以思想的敏锐为特征，读者最大的关注点是作家提出了什么历史、社会或人生的问题。张弦还有《银杏树》、《挣不断的红丝线》、《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三、历史反思文学的三个主题分支1、反思极左政治路线给农村带来的经济破败及农民的悲剧命运；高晓声《李顺大造屋》（1979年）——通过李顺大三十年造一座房子的过程反省三十年的政治动荡给农民生活的干扰和打击。以一位普通农民的视角展开中国当代农村社会生活的历史。古华《芙蓉镇》2、反省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A.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主人公罗群。表达知识分子的历史良知与九死不悔地追求真理的品格。以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为主角，构成两种知识分子的对立状态，一边是正义的化身，另一边是失却尊严的奴颜婢膝的代表，形成对立冲突。以历史悲剧中的“君子”遭难来反省历史的倒转现象。B.冯骥才《啊》——主人公吴仲义在历史中对自身的反省。政治恐惧症，在政治挤压下的人格丧失，自我失却，主体的自行消解，失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力量。3、反思人民公仆的异化。王蒙《蝴蝶》、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运用意识流手法，借助于电影蒙太奇手法，利用时空割裂、时空交错，按人的心理意识的流动来组织故事，通过全知叙事与主人公内心独白的结合，对人民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进行沉痛的审视。路遥（1949－1992），陕西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曾经务农，做过民办教师，在县里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延安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任《陕西文艺》和《延河》的编辑。反思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孙少平、田晓霞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古华，生于1942年，湖南嘉禾县人，现旅居加拿大。代表作品：《芙蓉镇》（1981年发表，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成电影）《美丽崖豆杉》《爬满青藤的木屋》《金叶木莲》《浮屠岭》。《芙蓉镇》以60、70年代政治运动为背景，塑造了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李国香、王秋赦等人物形象。小说寓政治风云于民情风俗，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作品围绕芙蓉姐胡玉音勤劳致富却招来不幸的故事，揭露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和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改革文学改革文学是以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题材的作品。因为长期存在的弊端和不能忍受的落后状况，使人们在反思的同时迫切要求实行改革。所以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相继出现的文学现象。作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乡场上》，张洁《沉重的翅膀》，柯云路《三千万》，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张炜《秋天的愤怒》，王蒙《坚硬的稀粥》，路遥《平凡的世界》。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主要特点：–热忱呼唤改革，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及时快捷和持续的反映和描写；–力图整体反映变革中的时代、社会与人，描绘出改革是一个夹杂着挫折、失败、困惑，但又高扬着理想希望的不可逆转的复杂过程；–创造了一批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改革文学调整了文学反思历史，向后看的视点，使文学“回到当下”。蒋子龙，1941年生于沧州。1965年从部队复员后回天津重型机器厂，当过厂长秘书、生产工段长、车间主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79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再次轰动社会。短篇《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拜年》，中篇《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小说关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以及带来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改革者的形象塑造。高晓声（1928－1999），江苏武进人。50年代开始创作，已出版《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等小说。主题意蕴：代表作《陈奂生上城》（最早发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是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使陈奂生这个形象获得了特殊的艺术生命。小说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平凡小事，生动地刻画出处于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新时期的农民在精神、观念和心理上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以惊人的深刻性，又悲又喜地写出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复杂微妙的心灵历程，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精神贫困。改革文学小说格调：轻松欢快，富于幽默感和喜剧色彩。作者以幽默诙谐的笔墨描写了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性格，使人产生含泪的笑，发人深思。“‘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一开篇就为陈奂生即将演出一幕令人捧腹的喜剧吹奏出欢快的调子。作品写陈奂生买帽子，不免让人联想到他“漏斗户主”的帽子，作品写到：“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陈奂生不擅言辞，谈自己的经历时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屁股，爹倒不凶”之类，看了《三打白骨精》也只会说：“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这里的人物语言描写朴实无华，涉笔成趣。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陈奂生对沙发前后不同态度的描写。作品中的幽默诙谐来自作者对生活的熟悉，是从人物性格和情节中自然流露的，不是低级的噱头，不是从外表贴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