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

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庞朴太阳和月亮，无疑是地球居民划分时间的重要依据。但是许多古老的民族，基于原始简单生产的需要，最初并不完全仰赖日月，而另有其更简便的计时方法。如古埃及人以天狼星在早晨与太阳同升于东方为一年之始，因为尼罗河水每年夏至前后上涨，斯时正值天狼星晨见东方。古印度的一种历法以月望在角宿为岁首，另一历法以月望在昴为岁首。墨西哥的阿斯特克人则以氐宿昏见定新年。虽然这些星宿的晨见、昏见都和太阳相关，月望所在更无法离开月亮，但他们据以授时的星象，却主要不在日、月，而在能够直接提示生产季节的遥远恒星。因为，对于从事简单农业生产而又尚未摸清日、月、地关系的先民来说，每天见面的太阳和每月相同的月亮，其时间意义，显然不如播种时节刚好出现的其他星座来得明白而又直接。据此，如果我们猜想，在阴阳历或阳历、阴历以前，一些古老民族奉行过某些疏阔的其他恒星历，或非完全无据。这一点，当我们凝视古老中华文明的有关现象时，便显得更为清晰。一、“火纪时焉”公元前525年，春秋鲁昭公十七年，预测六月甲戌朔将发生日蚀，祝史请备“救日”仪式。执政季平子否决道：“止也！唯正月朔，匿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解释说：礼所谓的“正月”，正“在此月也，日过分（春分）而未至（夏至），三辰有灾……此月朔之谓也，当夏〔正〕四月，是谓孟夏①。”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历法的重大问题，即：周正六月，或夏正四月，也叫正月。熟谙文献的人很容易会由此想到《诗经·小雅·正月》里的“正月繁霜，我心忧伤”，那个繁霜而摧人忧伤的“正月”，自然也不是常霜的周正正月（夏正崐十一月）或夏正正月，而是这个不该下霜的“日过分而未至”的正月；否则何忧之有？经籍纪事多有透露，周正六月或夏正四月即建巳之月，是一个很特殊的月份。《礼记·曲礼》“天子祭天地”条疏曰：天子于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诸日分祭昊天上帝及东南西北各天帝，于夏正之月祭感生之帝，唯独“四月（夏正）龙见而雩，总祭五帝于南郊”。《礼记·明堂位》说，鲁以周公封地故，得以天子礼乐于周正正月即冬至月“祀帝于郊”，于周正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也对建巳之月分外尊崇。《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皆于“孟夏之月”①《左传》昭公十七年，参见《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封侯庆赐”、“行爵出禄”，超孟春之月而上。孟夏之月异于它月的天象标志是龙星昏见东方，所谓“见龙在田①”。作为星宿，龙指天蝎座第一星（Scoα,Antares），中名大火或心宿二。大火系远离地球的一颗恒星，它和人类的关系不象太阳那样简单明了，不是天天不变，抬头便见；它在一年里只有半年时间出现于夜晚晴空，其他半年则隐在白天的天上。但也正因如此，在原始农事时代，大火对于生产的指示作用，却较太阳更见直接。因为大火黄昏见于东方的时候，曾是春分前后，万物复苏，农事开始之际；而大火西没，又曾是秋分左右，收获完毕。准备冬眠的时节。所以，龙见而雩，“用盛乐”，“以祈谷实”②总祭五帝于南郊，祀周公于太庙，封侯行爵，都不是偶然的了。所以，传说在亘古时代，便据大火纪时了：遂（燧）人氏以火纪③。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④。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⑤。“以火纪”或“火纪时焉”，就是以大火的视运行来记叙时节，规定人事。大火始见东方无疑会被定为第一个时节，人们的相应行事是“出火”。《尸子》上有“遂（燧）人察辰心而出火”句⑥，辰心就是大火星，出火就是烧荒种地。《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⑦，为焚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经师或以为炎帝之号，或以为神农之谥，其实都是烧荒种地的意思。出火是一项神圣的盛典。《周礼·夏官·司》条说：司掌行火之法令。……季春出火，民咸从之。“民咸从之”，说明它是全民性的活动，是全民出动进行春祭的景象。先民生产活动常以祭仪开始，出发打猎前摹仿野兽举止作兽舞，以求媚于兽神；农业生产则表演“殴爵（驱雀）簸扬”⑧之类舞蹈，以祀丰收，那便是舞雩。“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⑨，孔老夫子也曾因之神往，可想更早时候其神圣、盛大、狂放到何种程度了。许多民族的狂欢节都在春天，亦是出火、舞雩之例。大火昏见被定为第一个时节，也就是后来意义上的正月。一旦这个月的朔日竟然“匿未作，日有食之”，那将不仅是月有灾（匿未作）、日有灾（日有食之）而已，连大火也算出师不利，这就叫“三辰有灾”。这就是鲁昭公十七年周六月甲戌朔那一段纪事的秘密所在①。火纪时焉“下一可考的时序是”大火中“。由大火昏见至大火昏中相隔两个多月，此一历法的疏阔可知。①《易·乾·九二》②《礼记·月令·仲夏之月》③《尚书大传》，据《风俗通义·皇霸》、《艺文类聚》一一、《初学记》九引④《左传》昭公十七年⑤《左传》襄公九年⑥《路史·前纪五》注引，亦见《中论》⑦季春出火；四月龙见；仲夏之月大雩帝。所记时间先后不一，其实皆指大火昏见之际；盖以岁差之故，秋分点逐渐西移也。⑧《风俗通义·灵星》⑨《论语·先进》大火中，种黍菽糜，煮梅，蓄兰，颁马②。火中寒暑乃退③。“种黍菽”又见于《尚书大传》、《尚书帝命期》、《淮南·主术》、《说苑·辩物》等。至于煮梅子为醋，蓄山兰供沐浴，牧马牝牡别群，似属稍后的农事知识；后人当已对火中行事有所损益。火中寒暑乃退，包括大火的昏晨两时南中于天。服虔曰：“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为寒暑之候事也④。”服虔的解释是对的。大火晨昏中天曾是冬至和夏至的星象。看来远在知道日长至、日短至即以日影来判分四时之前，古人曾以大火中天来表示寒暑。大火黄昏中天以后的二三个节气，逐日西斜，整个心宿的形状也变得扁长，是谓“流火”。“七月流火”的诗句是脍炙人口的。诗人从七月开始来描述农夫全年的辛劳，显然为了移入自己的感情，凸现生活的苦难性。因为大火西流，寒来暑往，生活便一天天更加不易了。“流火”以后将是太阳走入心宿，大火在晨昏都不再可见，这叫做“火伏”。“火伏而后蛰者毕”⑤，一切昆虫随着大火西伏也都蛰伏完了。火伏和虫蛰这一天象与物候偕隐的自然联系，或许曾给古人以某种神奇的启示，使他们做出了“昆虫未蛰，不以火田”⑥的规定。大自然充满了造物主的智慧，昆虫们有着各自微妙的天敌和天友关系，倘或蛰者未毕便去干扰，势将破坏它们已有的制衡。需待蛰者既毕，始可放火驱兽，张网田猎；而这一切的天意，便由火伏来示知。火伏之际有一种“内（纳）火”的礼仪，与春天的“出火”遥相呼应：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⑦。《礼经会元·火禁》条说：“季秋内火，非令民内火也。火星昏伏，司乃以礼而内之，犹和叔寅饯纳日也。”和叔寅饯纳日，见于《尚书·尧典》，是秋季飨日之礼。司以礼纳火，大概有如后世的尝诸礼，是一种庆祝收获的祭祀。待到大火离开太阳，再现于早晨东方，那便是严寒将至的信号，所谓“火见而清风戒寒”⑧。斯时应该“亟其乘屋”，抓紧做好御寒冬眠的准备。《左传》庄公二十九年说：“凡土功，火见而致用”，这个“见”，即指晨见，亦称“朝”；“致用”是说要准备好筑作的用具。《国语·周语》里说：“火之初见，期于司里”，老百姓要在大火晨见之际，自带用具到里宰那儿报到集合，听候调遣，为老爷们“修城郭宫室”。这也就是《七月》中哀叹的“上入执宫功”。至于百姓自己的“屋”何时得“乘（治）”，那就只有天晓得了。①查此次日食预报有误。是年五月丁丑朔、九月癸酉朔有食（据吴守一《春秋日食质疑》等），当公元前525年2月27日及8月21日。当然，这个误报不致影响本文的结论。②《夏小正》五月条③《左传》昭公三年④《诗·豳风·七月》孔疏引⑤《左传》哀公十二年⑥《礼记·王制》⑦《周礼·司》⑧《国语·周语》寒天既至，农事轮空，“潜龙勿用”①；直至来年开春以前，都是嫁娶婚配的最好时机。《诗经》《小星》所咏的“三五在东”，《绸缪》对三星的一唱三叹②，便是恋人辗转反侧、想象大火而感时之作。万一错过这个佳期，一旦大火再现东方，又是新的正月开始，又得重新投入劳作旋涡，而无力他顾矣。这种以火纪时、周而复始的粗疏历法，我们不妨仿阴历、阳历的命名法，名之曰火历。二、“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火历以火纪时，自有专人注意观察大火，履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的钦天职司。经籍中屡见的“火正”一职，便是因火历而设的官员。《国语》中说：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③，“黎为高辛氏火正”，“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其功大矣”④。这位与“重”并称的“黎”，是我们可知的第一任火正。但也有说重黎乃一人者⑤，或说少皋氏有叔曰重，颛顼氏有子曰犁的⑥；其人其名不甚一律的情况，说明故事流传的年代已非一世了。火正的职称，标明其职务是观察大火⑦，“司地”即“司土”，也就是后世的“司徒”，同农事民事有关，故“属民”。“以生柔嘉材”，保证了生民衣食之需，故“其功大矣”。而所以生柔嘉材之道，则在于他“能昭显天地之光明”。所谓天的光明，无疑是大火⑧，而非太阳；因为他是火正。地的光明，乃火耕之火，它被想象成与天上大火有某种神秘联系，连自己的名字也因之被分赠给大火⑨，却反而被误认为是受了大火启示。①《易·乾·初九》②“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绸缪束刍，三星在隅”、“绸缪束楚，三星在户”③《楚语》，参见《尚书·吕刑》④《郑语》⑤见《史记·楚世家》⑥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⑦今有“明若观火”成句，语出《尚书·盘庚上》之“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注者多以水火之火释之。惟此“观火”似指日日观察，了然于胸之意，非仅一望而知。果如此，则“观火”当指观察大火。⑧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谓大火即天火。⑨有人推测心宿二之取名大火，以其色红似火故。不如由“出火”推测更妥。南正一职较难理解。顾名思义，南正应是以观察某种天象为务的官员。《尚书·尧典》完整记录着的四仲中星，《左传》两次提及的“日南至”，乃至《吕览》、《月令》等之专以诸星昏中纪月，应该都是南正的业绩。只是这些记事，都是确知太阳运行规律以后的事，在年代上，只能远远晚于以火纪时时期。这也就是说，南正之职不会与火正同时出现，尤其不应列在火正之前；颛顼的两项任命，其为后人追加、而非真实记录无疑。我们知道，历法史上常有所谓“大历”、“小历”即官历、民历共存的想象。大历是朝廷正朔，小历是民间农书，大历带有政治色彩，小历饱含泥土气息，二者各自为用，并行不悖。南正与火正并提尤其是后来居上一事，只能由此得到说明。它表明，当着人们的天文知识发展到了不再仅据大火，而是“历象日月星辰”①以纪时的时代，到了能够划分四季、知道冬至日短并以之之为岁首的时代，民间习用已久、不待天子颁朔便能耕获劳息的以火纪时的火历，仍在同时施行。前者能够准确确定天象，利于证明君权神授，所以说“司天以属神”；后者利于农事，在民间有其生命史和习惯力，所以说“司地以属民”。前者是正朔，是大历，司其事者为南正；后者是火时，是小历，司其事者为火正。这就是南正后出而得高踞前席的原因。可是尽管如此，大历并不总能轻易赢得人心。有一位绛县老人说：“臣小人也，不知纪年”②，这个故事说明，黎民真是火正“黎”的民，他们对于南正“重”的官历，原是不甚恭敬的。甚至一般通晓文墨的骚客，当其抒发私人情感时，也仍然沿用民间的火历，所以有“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③的哀怨。这里的正月是火历正月。只是待到谈及国家忧愁时，他们才想起遵用国历，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④。这个十月是周正，此次日蚀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辰时，当公元前776年9月6日⑤。如果换算成火历，那就会是五月了。南正、火正的关系，大略如此。火正黎后来死于非命。《史记·楚世家》上说：黎因平共工氏之乱不尽，被诛于帝高辛氏；其弟吴回为之后，复居火正为祝融（祝融乃火正别称），吴回生陆终。按，共工乃水神，《淮南·兵略》云：“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史记·律书》亦云：“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荀子·成相》云：“禹有功，抑下洪，辟除民害逐共工”，《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禹攻共工国山，《海外北经》有禹杀共工之臣。《史记》所述黎平共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