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实名制公共政策角度分析

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火车票实名制的实行李梦星张孟颖多吉仁青李梦星张孟颖多吉仁青李梦星张孟颖多吉仁青李梦星张孟颖李梦星张孟颖多吉仁青李梦星张孟颖张孟颖多吉仁青张孟颖多吉仁青火车票实名制是指乘客在购买火车票和乘坐火车时，需要登记、核查个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的一种制度。从某种角度上讲，火车票实名制可以打击非法贩卖火车票的行为，对预防、减少和打击铁路沿线上的各种犯罪行为、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加强乘车管理都有一定的作用。火车票实名制的背后不仅是解决售票程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问题，是整个交通产业的革命性问题。几乎每年春运期间，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火车票实名制的问题都会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公共讨论的风口浪尖。的确，这是一个老问题；但要想真正理解和回应这个老问题，政策制定部门需要新思维。火车票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问题的提出：春运一直被称为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迁徙之一。在铁路系统的春运中，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一票难求”，一方面，火车售票窗口虽然越来越多，但许多窗口只是“象征性出票”。为求一票，普通公众即便通宵达旦排队，也往往只是做无用功；另一方面，窗口无票可售，但市面上由票贩控制的车票却供应充足。有人提出，这个难题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实行火车票实名制，所以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越来越大。很明显，有相当一部分火车票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被“分流”了，并没有在窗口发售。稀缺资源不能直接提供给最需要的对象，却成为一部分人谋取暴利的手段。火车票实名制问题的提出：2000年，首倡“储蓄实名制”的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在全国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交了《建议铁道部采取更有力措施，打击票贩子的建议案》，建议在春运火车票上实行实名制。2002年12月23日，广州、深圳、东莞3市以及省交通、公安、物价等16部门在2004年春运工作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借鉴非典经验凭身份证购买车票，实名制购买火车票的建议，以杜绝“黄牛党”倒卖行为。2003年春运期间，重庆率先在全国推出“火车票实名制”，后来广州、成都、上海等地相继仿效，但不久均因实名办法过于原始，旅客太多，难以为继。所以重庆的“实名制”仅实施六天就夭折了。失败的试验反而激起了人们对“实名制”的想象。在随后的几年里，社会各界人士、人大代表等陆续提出建议，力倡推行火车票实名制。2006年春节期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也推出了火车票实名制，票贩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受到旅客欢迎。针对火车票实名制的公共诉求，铁路部门的确也做出了回应。早在2007年春运期间，铁道部发言人就指出：火车票实名制“不可行”。这一简洁的、但却不可商量不可置疑的论断，今年又在多种场合被一些官员重复，看起来口径一致、认识统一。但不难发现，主管部门对火车票实名制问题的否定性结论，其实还缺乏充分的事实、数据和逻辑的支持。公众沉甸甸的诉求，却被轻飘飘的“不可行”三个字打发，这就无怪乎很多人置疑主管部门回应的真诚态度和理性精神了。许多人都会很自然地发问：既然认定实名制“不可行”，那就暗含着铁道部门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如果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调研、论证，那就应当将所有的数据、分析对公众公开，这既是公众知情权的要求，也有助于公众进行评议，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不公开可行性分析报告就直奔“结论”，结论就苍白无力，就显得主观武断。初期：社会中部分团体或者个体主动，政府只是有限介入。原因分析：政府知道问题的存在，也有权力去处理，但无能处理。政府的一切介入行为都需要消耗资源。一旦要解决这些问题，其消耗的公共资源更大，政府要考虑能不能有足够的资源作为保证。建立政策议程的策略政策系统构成要素分析：政策主体：铁道部政策客体：公众政策环境：每年春运期间，大量乘客无票可买，而不得已向黄牛购买高价车票，而实名制可以有效地打击倒票行为。民间对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已有多年。一方面大部分火车票代售点及火车站售票处参与秘密或半公开地倒票；另外一方面，实行实名制需要更新工作程序，增加管理成本，因此铁道部门并不能从实名制中获取任何好处，所以铁道部考虑到本身利益不同意实行实名制。在国外前苏联和印度等国几十年前就实行火车票的“实名制”了。尤其是印度的情况，与中国的国情很接近。根据资料统计，印度国内的铁路总里程比中国少，但他们每年的铁路客流量却比中国多，达到了40多亿人次，而中国仅为10多亿人次，是中国的四倍。在国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也实行过火车票“实名制”（或称半实名制）。当时为了控制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对于到北京等地的火车票，必须出示本人证件和单位（或街道、公社）介绍信，方能购买。大城市客流量剧增的情况如果不加以控制，采取一定程度的交通管制是必要的，而采取车票“实名制”会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办法。政策背景：结果：火车票实名制停留在系统议程阶段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进一步报道和火车票所引起的问题进一步曝光，该问题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数人的关注。火车票要不要实现“实名制”？这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话题。几乎每年春运期间，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火车票实名制的问题都会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公共讨论的风口浪尖。新的转机2009年春运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就春运火车“买票难”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铁道部开动脑筋，研究采取若干便民、利民措施，以化解矛盾，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这被人们为“实名制”纳入铁道部考虑范围的一次重大转折。公共问题该问题引起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关注政策问题系统议程政府议程政策议程实名制终于开始实行“今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在广州、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试行购买火车票实名制。”2010年1月9日，铁道部的通稿寥寥数语，却如平地惊雷。2010年1月21日7时03分17秒，随着由深圳开往西安、订单号为“5055605057”的首张实名制火车票预订成功，有媒体称我国铁路客运步入了“准实名制时代”。实名制终于开始实行2011年春运期间，火车票实名制又扩大到六个铁路局的79个火车站。2011年两会期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称，铁道部近期将在高铁全面实行火车票实名制。2011年4月12日，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接受采访时候称，从2011年6月1日起，全国所有动车组列车将实行购票实名制。近期：政府及社会团体与个人都主动。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与公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这时能相当迅速地进行政策问题的构建并顺利地列入议程。建立政策议程的策略社会问题要进入政策议程，既要有能够发现问题的观察机制，又要有在公众与政府、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良好的沟通机制。进入的主要途径：1、公众公众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对于某些影响或损害其权益的问题不满，一般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反映，以求得到解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还会采取一些威胁性的方式（如游行、示威、抗议、罢工、暴乱等），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进入的主要途径：2、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被誉为“第四种力量”，具有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影响力强和传播迅速等特点，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促使政策议程的建立。有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引起新闻媒介的注意，通过新闻媒介的报道，它们可能成为政策日程上的事务。进入的主要途径：3、政治领袖政治领袖是决定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出于政治优先权的考虑，还是因为对公众利益的关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密切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将它们告之公众，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外在提出模型：（1）政策问题的察觉和提出者是执政党和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2）它表达或提出了某个要求；（3）企图把问题扩散到社会上其他的团体之中，使该问题获得系统议程的地位；（4）给决策以足够的影响力，使问题能够进入正式议程，以引起决策者的慎重考虑。建立政策议程模型建立政策议程模型根据这种模型建立的政策议程一般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但是政策问题列入正式议程的议事地位，并不意味就是政府的最后决定，更不能说明实际执行的政策就是提出者最初所要求的。车票实名制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制定问题。公众通过切身感受提出了一个公共问题，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是否真实、方案是否可行，当然可以进一步讨论求证，例如通过信息公开、汇集各种意见、召开听证会、组织各方专家论证等方式，探讨问题，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政策制定过程中，核心的要求应当是，信息充分释放和分享、交流得以在真诚和互动的程序中进行、方案选择考虑了不同利益的诉求。只有建立在有效互动基础上的公共政策制定，才可能更加理性，同时也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和认同。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在火车票实名制这一政策选择问题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基本要求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当代公共生活中的政策制定，需要改变那种由政府部门垄断话语、议程和方案选择的传统思维，引入一种面向公众的、开放的、互动的政策制定模式。这既是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也是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必要要求。实名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也不希望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一种管理上可能有效的选项而已，可能并非解决之道，而只是缓解之道。但这一滴水却可以折射整个太阳。既然法律上没有障碍、技术和成本都是伪问题，那么余下的可能是政治问题了。无论如何，倘若铁道部门真是“人民公仆”，那么现在他们就需要表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称号。倘若非要给铁路部门打分，惟一的标准就是人民是否满意。倘若人民不满意，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不及格，甚至是零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