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

第五章、新时期文学目的和要求：1、识记“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思潮”等的慨念和内涵。2、了解新时期文学的特点3、了解新时期的诗歌、小说、散文、话剧的创作及作家作品4、作品分析三、教学过程（一）1、第四次文代会：全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至11月6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旨在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四化”服务。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辞，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文艺在其中应该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等方面负担重要责任；“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继续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付论”。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大会总结了建国30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第四次文代会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新的共识，起到了解放思想、解放文艺生产力的作用，是我国文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伤痕文学”：当代重要的文学潮流。1977年末至1979年间，以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为滥觞，文坛上涌现出一批直面人生苦难，对十年“文革”浩劫进行血泪控诉，揭露极“左”路线给人们精神上的内伤的作品，形成一股潮流，被称之为“伤痕文学”。代表作品有卢新华的《伤痕》。刘新武的《班主任》、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陈国凯的《代价》，苏叔阳的《丹心谱》、贺国甫的《于无声处》，巴金的《怀念萧珊》。3、“反思文学”：当代文学潮流。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恢复了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过去的教训，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再评价，扩展和深化了文学的历史内容，在题材开拓、思想主题深化、人物塑造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取得较突出成绩。代表性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贤亮的《灵与肉》等小说。4、“改革文学”：当代文学潮流。70年代末开始，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先声，出现了大批反映我国建设四化过程中面临的困难、问题和阻力的小说，这些作品及时而敏锐地触及改革事业中的实现问题，塑造了一批建设开拓者的新形象，表现了改革的艰难和希望，反映了我国历史转折期纷纭的社会生活。代表性作品有蒋子龙的改革系列小说，以及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小说。5、“新诗潮”：当代诗歌的一种潮流。70年代末80年代初活跃于诗坛，其诗作被称为“朦胧诗”，在当时引起过广泛的论争。在表现手法上主要有以下特点：思想倾向上注重主观抒情，追求自我价值，具有代表倾向；艺术表现上注重写意，不主张直接表达思想感情，而是多用暗示获得某种象征效果，尤其注意用新奇的意想来含蓄曲折地表达思想感情，因此诗作内涵大多丰富多义，带有某种朦胧色调。代表诗人有舒婷、江河等。（二）、新时期的诗歌创作1、1、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题材走向多样，表现形式上不断探索创新，涌现了一批思想感情和艺术形式俱佳的优秀诗作；先后出现的“复出的诗人”、“朦胧诗”、“后新诗潮”和“新乡土诗”等重要的创作群体。（1）“复出的诗人”：a：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如艾青、公刘、白桦、流沙河、邵燕祥等。b：有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株连的诗人，如绿原、牛汉、冀仿、曾卓、彭燕郊等。C:也有因偏狭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氛围而被迫离开诗坛的诗人，如蔡其矫、辛笛、郑敏、陈敬容、唐等。在70年代后期，他们重新走上诗坛，纷纷把自己历经坎坷的感受投射到“归来”之后的创作中，表现出不少共同的倾向，如“归来”的中心主题，“自叙传”色彩，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色彩等。代表作有《鱼化石》、《盆景》（艾青），《重读〈圣经〉》（绿原），《哎，大森林》（公刘），《假如生活重新开头》（邵燕祥），《故园六咏》（流沙河），《玉华洞》（蔡其矫），《悬崖边的树》（曾卓）等，这些诗或记述苦难的历程，或抒发“归来”的喜悦，或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既闪烁着信念不灭的火花，又凝聚着历史的沧桑，表现了诗歌实现主义精神的发展与深化。（2）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新人在诗坛崛起。他们不满足于旧的诗歌程式，寻求新的诗美原则，以期表达复杂的感情与独特的个性；他们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诗的诗艺，掀起新诗潮，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审美特征的诗，代表作有《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双桅船》（舒婷），《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纪念碑》（江河），《老虎》（王燕生），《我感到了阳光》（王小妮）等。（3）80年代中期，诗坛出现了所谓“后新诗潮”，代表作有《第二道假门》（周佐佑）、《三原色》（车前子）、《天鹅之死》（欧阳江河）等。“新生代”诗作者由于理论的幼稚与实践的脱节，佳作不多，“后新诗潮”也很快便悄然退（4）另一些默默耕耘的诗人提出了“乡土化、民族化、大众化”的主张，这便是丁庆友、林染、丁可、臧棣、胡鹏等年轻诗人。他们用现代人的目光观照迅速变化的农村和城镇，以发展的视角展现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道德规范，民俗风情，抒写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奋发图强、变革进取等品质，并且运用劳动人民口语为主的民族语言、民族形式以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手法，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同时又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某些表现手段，形成“新乡土诗”。代表作有丁庆友的组诗《忆念那一片泥土》、丁可的组诗《南方，田野的风》，胡鹏的《大地上生长出我的一组短歌》，李瑛的组诗《山草青青》等，它们是现实主义的，但又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现实，展现新时期农民的变革意识、创新意识、忧患意识、开放意识，透过生生不已的生活表象去追溯农民命运的艰辛历程，进而从中去体现土地般厚重的乡土精神。（三）、新时期小说创作1、小说创作以“伤痕文学”发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紧随其后，标志着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与深化；继后的“文化寻根小说”注重构建小说的“民族品格”，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主义”表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的趋向；“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重新得到公认；王蒙的创作体现了复杂的生活对表现形式的新要求。（1）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小说”潮流。代表作还有《弦上的梦》（宗璞）、《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代价》（陈国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叶辛）等。（2）《天云山传奇》（鲁彦周）把反思内容追溯到“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年代；《李顺大造屋》（高晓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等（3）1979年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另外有《沉重的翅膀》（张洁）、《祸起萧墙》（水运宪）、《腊月正月》（贾平凹）、《新星》（柯云路）等。（四）新时期散文创作1、新时期散文的复苏以“挽悼性散文”为标志；随后抒情散文蓬勃兴起；90年代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将新时期散文推向新的境界；报告文学显示出崭新风貌，在题材内容上向深广的生活领域突进，艺术表现上呈现“小说化”、“散文化”的走向；80年代后期“宏观全景式”的报告文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类是悼念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如追念毛泽东的《临江楼记》（何为），怀念周恩来的《最后的时刻》（巴金），忆念朱德将军的《巍巍太行山》（刘白羽），痛悼陶铸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以及《彭大将军回故乡》（翟禹钟）等。另一类是悼念被“四人帮”和极“左”路线迫害致死的1、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如巴金《怀念萧珊》、金山悼孙维世的《莫将血恨付秋风》、黄宗英忆上官云珠的《星》、丁一岚的《忆邓拓》、楼适夷的《痛悼傅雷》等。2、继挽悼散文潮之后，老作家的回忆散文，代表作品有孙犁的，《耕堂读书记》、萧乾的《一本褪色的像册》、杨降的《干校六记》、丁玲的《牛棚小记》等。中青年作家的散文，则以其思想的敏锐和形式的新颖而透出特有的生气。贾平凹的《丑石》、赵丽宏的《小鸟，你飞向何方》、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张洁的《拣麦穗》、王友勤的《末名湖，你听我说》、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等。3、报告文学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高山与平原》（理由），蔡希陶的《生命之树常绿》。4、8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作家的报告文学由“小说化”、“散文化”转向“学术化”、“思辨型”，热点由写人物转向写问题写事件，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艺术思维空间，出现了“宏观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强调信息量和思辨性，融入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思维方式，渗透着历史意识、忧患意识、批判意识等诸多观念，出现了“非文学化”、“非艺术化”的作品，代表作有《唐山大地震》（钱纲）、《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延1、国）、《土地与土皇帝》（麦天枢）、《中国的“小皇帝”》（涵逸）、《国》（霍达）、《世界大串连》（胡平）等。（五）新时期话剧创作1、新时期的话剧创作的特点是对题材的开拓，对形式的探索敏锐反映现实，塑造新的人物。新时期话剧创作是在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催生的。1977年夏秋之间，揭露批判“四人帮”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王景愚）和反映贺龙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曙光》（白桦）相继问世，鸣响了新时期话剧创作的第一声号角，预示了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代革命家两大创作潮流的到来。1978年9月，在“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之前，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团演出了《于无声处》（宗福先、贺国甫），讴歌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四五”英雄，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丹心谱》（苏叔阳）则通过医务工作者1、研究新药过程中的斗争，赞颂了一片丹心为人民的周恩来。2、戏剧创作：首先是恢复和发扬了我国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敏锐反映社会现实，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以《于无声处》等剧作为先行，各种“社会问题剧”和以改革为题材的剧作应运而生，如《报春花》（崔德志），《未来的召唤》（赵梓雄），《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权与法》（刑树勋），《救救她》（赵国庆）；第二，剧作题材不仅突破了文革十年“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而且也深入到“文革”前十七年所没有接触到的领域，《秋收霹雳》（赵寰）、《报童》（邵冲飞等）、《西安事变》（程士荣等）、《东进！东进！》（所云平）、《陈毅市长》等，第一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第三，本时期剧作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不仅数量和品种增加，而且着力塑造了向“四化”进军的新人；努力克服了单一化、类型化、公式化，概念化等缺点，注意多侧面多层次表现人物，开掘人物丰满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屏弃了简单地把人物划分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排列组合，对号入座的模1、式，注意表现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和人物关系的复杂性；除了歌颂英雄人物、鞭笞社会渣滓外，还浓墨重彩地塑造普通人物和小人物形象，丰富了新时期舞台人物画廊。3、进入80年代以后，在戏剧结构上，探索戏剧打破“三一律”（时间、情节、地点的整一）的传统模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结构方式；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探索性剧作不再满足于表现人物的外部行为，而致力于人物深层心理的开掘，淡化和虚化清洁，外化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少剧作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戏剧艺术直喻、象征、变形、夸张等手段，强化审美过程中的理性因素，加深了剧作的哲理意蕴；在舞台演出中，突破了“镜框式”、“第四堵墙”的传统舞台形式，注重台上台下直接交流，调动观众的参与创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