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井含伟13997206193；13299740666；qq：76966914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科学内涵第一部分一、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经过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一、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本身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节选恩格斯和列宁的各两段有关论述◆恩格斯在《致芬·法拉格》的信（1855年11月7日）中写道：“我认为不指出《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那无论用什么语言来出版都绝对不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2页。在此，恩格斯强调了正确认识《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空环境，对正确理解和运用这部著作的影响。在《美国工人运动》（1887年1月26日）一文中，恩格斯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重要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页。◆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不早于1889年10月）一文中强调：“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在《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一文中，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5页。由上可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的地域及其创始人主要论及的具体内容看，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于欧洲，创始人都是欧人。卡尔·马克思(1818.5.5—1883.3.14)，生于普鲁士（时为德意志邦联中领土最广、力量最强、地位最为重要的王国之一，特别是同奥地利争夺在各邦中的霸主地位，后在北德意志邦联中居首）莱茵省的特利尔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1.28—1895.8.5）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此为笔名)（1870.4.22—1924.1.21）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生于俄国辛比尔斯克（位于莫斯科东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12.21─1953.3.5)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城。◆他们的著作最先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具体论及中国的事情并不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列宁选集》(1995年版)中，以有关中国问题作篇名的文章：前者10篇，见第1卷（1843—1859）：《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贸易》、《对华贸易》。后者4篇（第1卷1篇，第2卷3篇）：《对华战争》（1900年9—10月）《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7日）《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年5月10日）第三，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看，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刘少奇：《答宋亮同志》（1941年7月13日）第四，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看，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要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1927．11—1928．4“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以瞿秋白为代表。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1930．6—9，第二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以李立三为代表。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1931．1—1935（遵义会议前）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错误的内容主要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民族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统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摘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5页。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经过（一）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有关思想（以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为例）◇在与胡适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提出从中国“实境”出发的思想。◆李大钊“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载1919年10月11日，《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一文，着重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一，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从而肯定了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其二，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所以也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同上书，第35页、第36页）李大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的寓所（位于河北昌黎五峰山下）李大钊故居◇1924年5月1日，在《这一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中，李大钊还用更加明确的语言阐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第398页）；我们“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第397页）。李大钊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指示了正确的方向。位于河北省乐亭县新城区的李大钊纪念馆◇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陈独秀“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后，他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1922年5月5日，原载同月23日《广东群报》）一文中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第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第二，是“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要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陈独秀在这里讲的道理是很对的。不过，他后来未能把这种认识在行动中贯彻到底，这也正是他后来犯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的认识根源。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等，都从不同角度，程度不同地提出或阐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这为党在后来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二）大革命失败后至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提出的相关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写于1930年5月）一文。（这是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严峻考验及艰辛探索后提出的。）“这篇文章是经过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3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第115页。1964年，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甲种本〉》（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作者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和个别内容的补充，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6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版。（三）遵义会议（1935.1）和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的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瓦窑堡会议初步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批评了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错误，对党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调整若干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是在经历了土地革命中期、后期和抗战初期的深重磨难及多方面探索；在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基础上提出的。）1．围绕全会召开党内经历的一场斗争◆挑起这场斗争并站在错误认识立场的是王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共。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该校校长米夫的赏识，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年3月回到上海。1931年1月，在米夫（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再次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他的右倾错误，并撤销了他负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免去了他的书记职务。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明给全会写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新中国成立后，王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一些文章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3日在莫斯科病逝，后被苏联政府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斗争的焦点，是要否从中国抗战的实际出发，坚持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中共洛川会议（1937年8月召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王明的错误做法●违背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在武汉另搞一套，并将其对毛泽东的错误看法，“秘密请求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