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名词解释(当代文学)

名词解释（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尚在延续的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属于我国的断代文学史之一。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延续，同时，它又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开放性的体系，是一个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变革发展的全新的文学历程。十七年的文学•（1949-1966）实用主义和狂热政治激情的结合，英雄主义情绪高度发扬，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普遍存在，以及民族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它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国家的权力意志被凌驾于文学之上，作品被强行要求体现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是十七年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文革“十年”文学•（1966-1976）：万马齐喑，百花凋零。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流文学；传递弥足珍贵文学声音的非主流文学（地下文学）。革命样板戏为这一时期官方认可的主流文学样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史整体观的一种尝试。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文学进程。在文学观念上尝试由断代史走向整体观。新时期文学•（1976-）当代文学中最富有探索性的阶段。“五四”文学精神回归。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但文学的浮躁也不可忽视。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24人，开幕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讲话；最后，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这个大会揭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新的一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纪要•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了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定稿，并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共分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并点名批判了一批文艺作品。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给以后的文艺界造成极大的祸害。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同意撤销《纪要》。民间文化形态•指主要体现出民间立场和民间风格的文化形态，其基本特征是：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百花文学•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双百方针”仍未摆脱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但它确实标示着文艺政策向宽容和相对自由的方向作出了实际调整。敏锐感受到文学环境变化的作家、批评家很快响应繁荣和发展文艺的号召，受压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一批探索性、批判性的新作品问世，不少观点新颖大胆，甚至质疑既有规范的理论文章得以发表，一时文学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变化与新局面。有文学史家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为“百花文学”，甚至有人称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为“百花时代”。无名、共名•所谓无名，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所谓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因而别掩盖起来。非主流文学•指的是50-70年代，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1）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概念。（2）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3）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本时期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如1956-1957年，1961-1962或文革后期等。革命历史题材•1960年作家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开始使用“革命历史题材”这一概念，指文学作品表现中共领导下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代表作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等作品。三红一青•是指《红日》、《红岩》、《红旗谱》及《青春之歌》这四部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以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生活为题材，并且在主流意识形态关于这段历史“本质规律”的规范性理论指导下，按照主流文学话语的创作规范叙述这段历史生活的。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形态特征——革命史诗性，并呈现出高度同一性的审美形态。“干预生活”•1956年中国作协提出的、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创作主张。“干预生活”的倡导者认为：作家不能也难以无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生活，对生活有所行动。即作家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打，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最早体现了这一主张。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意义。“探求者”派•指1957年江苏一批年轻的作家陈椿年、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梅汝恺等在当时“双百方针”鼓舞下，酝酿成立的一个同人文学刊物。他们提倡文学应该打破教条，大胆干预生活，当时只写成《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和《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启事》没有发表，刊物更没有成为事实。但在反右运动中，因《启事》里有文学应该打破教条，大胆干预生活等内容，其成员均被打成右派分子。“荷花淀”派•20世纪50年代，一批追求作品诗情画意的河北作家相继出现，代表人物有孙犁、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他们的创作风格基本一致，大多以冀中地区、特别是白洋淀地区的农村乡土人情为经，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现实为纬，采用现实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创作出一批格调优美、语言清新的优秀作品，孙犁的《荷花淀》为代表作品，所以这一文学流派称为“荷花淀派”。政治抒情诗•“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代表诗人郭小川、贺敬之。《望星空》•作于1959年，该诗通过宇宙的“浩大无比”，“没有涯际”来对比人间与人生的有限和不足，从而潜在地表达了诗人对被主观狂热所左右着的现实的忧思，并且以倾斜与平衡，错位与和谐，躁动与平静的对立统一传达出一种启人深思的艺术张力。新辞赋体•“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样式。“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有助于增强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楼梯式”•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民间隐形结构•指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跟趣味。以电影《李双双》的故事为例，从其显形文本结构来说，是一个歌颂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宣传品，但其隐形结构则体现了传统喜剧“二人转”的男女调情模式，有意思的是，其后者实际上冲淡了前者的政治说教，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获得民间艺术的审美价值。又如“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沙家浜》，是根据原来的地方戏《芦荡火种》改编的，保持了许多传统民间艺术的特点，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不断侵犯这个戏，在情节上添加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内容，但其最精彩的片断，仍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一女三男”喜剧情节模式。隐形结构实际上决定了这个作品的艺术魅力。还有许多当代文学作品也出现相类似的情况，如歌剧《刘三姐》，电影《红高粱》等等。潜在写作•指1950-1970年代，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文革”期间老作家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完全延续了以前《缘缘堂随笔》的风格。食指的诗，在“文革”时期的地下广泛流传，影响了以后一代的诗风。•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中国自古以来对文学取鬼泛的理解，书信表奏均为文学。当作家不能正常写作时，他们将文学才情融铸到日常性文字之中，从而在不自觉中丰富了文学的作品。如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就绝笔于文学创作，但他写的家信却是文情并茂，细腻地表达了他对时代、生活和文学的理解。相对那时空虚浮躁的文风，这些书信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最有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之一。“潜在写作”的相对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公开发表的创作相当贫乏的时代里，不能否认这些潜在写作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样板戏”•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