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

1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2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中国的崛起已造成震撼，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成绩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成绩远远大于问题，也为解决问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纵向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高：它们当时的腐败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它们当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今天大得多，它们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比我们今天更严重，更不要说它们在崛起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战争、掠夺和杀戮。横向看，今天与我们可比的国家，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成绩远不如我们，各种问题往往比我们更严重。所以，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不必否认中国模式有它的问题，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经得起国际比较，而且能在这种比较中明显胜出。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3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评价中国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标准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其实，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中产阶层人口的扩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和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4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西方崛起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复制西方模式。而我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这样做，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中国当初若是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那它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大概早就解体了。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很不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已破产。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也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所以，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信奉西方，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但事实是，这样的例子找不出来。中国的崛起既没有复制西方模式，更没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5腥历史。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所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大规模海外扩张和残酷奴役他国人民，“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而中国今天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扩张和掠夺，而且给大多数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还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以及中国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本质上延续了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6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甚至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在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这种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国内外有很多人探讨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以作为中国的镜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7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眼下正处在乱局中的泰国和乌克兰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8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