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与国家

LOGO--自由、市场与国家关系《自由、市场与国家》简介何为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对国家理念的理性意义进行探讨开始，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国家是提供保护产权、维护竞争和调解纠纷等公共物品的大公司，关于国家的论说丰富多彩，正如列宁所说，未必能找到第二个问题像国家问题那样被弄得混乱不堪…。真正实现国家的社会性回归的是恩格斯：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即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而又无法摆脱的对立面，从而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这些经济利益冲突的阶级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就是国家。由此可知，国家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产生的政治组织形式，是基于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产生的。在所有社会公共权力之上建立并有效行使一种特殊公共权力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特点，借助于公共权力，国家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模式中，联结两者的基本纽带正是国家的公共权力。何为国家从本质上看，国家核心职能是阶级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矛盾逐渐趋于缓和，国家职能也相应变迁，阶级统治职能逐渐减弱，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逐渐加强。现代社会的国家职能日益主动化，国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如向国民提供公平的教育、卫生、福利和全方位的安全，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必要的关注，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管，经营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工业等等。尤为重要的是，从市场的向度看，国家成了一定范围内合法且唯一地行使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它通过设计不同的产权形式来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因为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国家是解释经济增长或衰退的根源之一，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一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所以，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论说以及关于市场的理论就逐渐成为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学界研究国家理论绕不开的结。什么是市场认识角度不同，结果也不同。一般而言，作为商品经济的范畴，市场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二是指商品交易各方为各自利益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三是指一种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即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成了承载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的基本载体，并成了通过价格、需求、供给和竞争等一系列经济杠杆影响经济行为进而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对经济的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这种以利益为主导的经济调节机制却无法自行克服三个方面的矛盾：什么是市场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市场主体的个体行为与社会经济总体平衡的矛盾，市场调节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不仅给市场主体自身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还会对社会整体的平衡、利益和安全带来难以把握的威胁，这就使得要有一种市场之外的力量来干预市场的运行。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看，国家是这种最早、最恒久的外在力量，国家与市场的博弈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与市场的三层含义相适应，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状态也有三种：一是当市场作为商品交易场所时，表现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与服务关系；二是当市场作为经济关系的总和时，表现为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关系；三是当市场作为调节机制时，表现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就为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回顾世界各国的市场发展史，可以发现，不论选择何种市场经济模式，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对市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经典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法国社会学家甘·德洛奈(QuynhDelaunay)指出，不同市场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曾经对几种市场以及这些市场产生的利润进行过区分。资本主义的利润是一种能够为预付资本带来收益的利润，这种利润是以对劳动力的剥削为基础的。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肯定地提出，只有西方国家拥有能够重新登记并合理使用劳动力成本的资本账户。换言之，虽然非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表面上具有相似性，但实质上差异很大。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类市场用于流通和交换的商品的性质及其特定的价格体系不同，确保资本动力的劳动市场与货币市场也不同；另一方面，两类市场在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是不同的。因此，应该明确资本主义市场在当代世界的特征以及商品性质的特点，并对市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分析。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教授让-克洛德·德洛奈(JeanClaudeDelaunay)对生产和消费进行了区分。德洛奈教授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全球生产，但它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和不断金融化的基础之上的，它所采取的方式也只会加重对人类劳动的剥削。此外，市场能够促进个体型的物质消费，更确切地说是个人主义型物质消费，即浪费集体物质资料，反对物资和服务的集体消费原则。他认为现在首先应当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束能够使必要的公共事业得以发展，这既是为了社会公正也是为了社会效率。个体的消费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建立在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束必须以替代方案的选择为基础。德洛奈教授认为，最好能够根据各地区的不同需求和集体需求，因地制宜地实现区域的发展。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也引起了法国政治学家、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Andréani)的思考。他认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企业的所有者不再是与企业关系极为密切的大股东、银行或者其他企业，而是大的金融活动者，即所谓的投资机构(养老基金、医疗互助基金、保险公司、大型国际银行)或私募基金；第二，这些金融活动者极不稳定，因为它们必须随时准备将收入交付给不计其数的储户；第三，它们追求手上掌握的股票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以股息和转卖增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第四，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以能够在全球各地进行投资和商贸活动的方式以及能够在全世界的劳动者之间开展竞争的方式而推动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被金融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受到大的金融活动者的控制，并顺从股票价值最大化的短期主义逻辑及其推论，即全面自由贸易化、信贷扩张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证明。面对危机，新的调整方案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并不能触及深层原因。安德烈阿尼认为深层原因有四点。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一是由于金融市场本身的运作问题。它具有“固有的无能性”，例如审计部门无法对企业运营进行客观如实的调查，因为关键信息由企业负责人掌握。二是信息系统受到利益冲突的损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腐败问题所致。所有的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知情投机罪”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咨询机构和评估机构都是由企业本身资助的。三是金融市场从结构上看就是不稳定的。模仿性或盲从性的行为以及自我实现式预测是金融市场的运作所固有的，当前的危机更证明了这一点。四是金融市场在生产财富中占很大比例(例如在英国，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些远远超出了普通服务业。因此，资本主义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才有可能拯救自己。但与此同时，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也具有可信的、实实在在的前景：适应社会需求的公共事业、国有商业部门、全球金融货币新秩序的基石。变革迫在眉睫，不能等到比现在的危机更加严重的全球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不要把人类推向深渊的边缘。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从中可以透视出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也能反映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在克服了很多困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进一步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中国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改造：20世纪80年代，重建银行机构，起初只是将其作为行政性的机构；90年代初，国有专业银行被改造为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同时建立股票交易所；21世纪初，重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并改革证券交易市场；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上市公司并引进战略投资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采取渐进的方式容许外资银行发展。他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已经基本成形：拥有相对完整的金融组织机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构筑了相对完备的法制基础。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在市场和法治的基础上运行。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着不少缺陷亟需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目前已经提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只有审慎应对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才能避免类似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会在吸取各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审慎地推进金融深化。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劳资关系、就业问题是市场与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法国总工会经济研究处负责人纳塞尔·曼苏里-吉拉尼(NasserMansouriGuilani)对市场的全球化与工资的构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欧洲央行为避免“第二轮效应”所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表明，有关部门正在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工资构成问题。众所周知，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往往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加速，进而引起劳动者的购买力下降。为消除“第二轮效应”，人们通常采取增加工资的方法，目的在于对购买力下降进行补偿。20世纪70年代，法国曾经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而经历过“第二轮效应”。而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能够进行这种工资补偿的制度机制不再发挥作用。经济全球化引起了劳资关系的变化，这也使得工资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经济学名誉教授海伦·金斯伯格(HelenGinsburg)以美国为例，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充分就业问题。金斯伯格教授对三种论述失业问题的重要理论进行了评析，即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教条，并推出了一些促进就业的计划，例如经济调控政策和提高工资的决定。失业现象大幅度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完全消除了失业现象。“二战”结束后，充分就业成为许多政府的政治目标。在美国，随着就业和公共投资领域内赤字的扩大，全民就业协会(NationalJobsforAllCoalition)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目的在于减少体面工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双重赤字，部分欧洲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自由与国家多年以前，胡适先生曾经对青年们讲到：“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得起来的！’”胡适先生的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了。个人和国家、自由和牺牲，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自由与国家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自由当然应该为纪律和秩序作出牺牲，个人当然应该为国家作出牺牲。果真如此吗？我们真的到了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在人类历史上，本来是没有国家的，而“国家”只是人类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创造出的一个产物、一个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人类历史中本来也没有政党、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律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人类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创造的产物和工具。既然是我们创造发明的东西，当然应该为我们服务、服从我们的约束和管制，而不能反而凌驾于我们的头上对我们作威作福，更不能对我们进行迫害和剥削。所以，尊重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自由、追求和扩大个人的自由，应该是每个国家、每个政府、每个官员、每个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我们对自由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