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楼继伟先生《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一文

质疑楼继伟先生《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一文摘要：楼继伟先生在《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一文中，突出地“坚持效率优先”，这与十六届五中全会及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提法相比，不是向前发展而是严重的后退。按着该文提出的办法，不仅不能进一步解决有关理论难题，反而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时，这不仅不能解决以前已经相当突出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且会导致这一过大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关键词：效率；公平；倒U型曲线；基尼系数；第三次分配中图分类号：F01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6)09-0036-05《学习时报》2006年6月19日发表了楼继伟先生执笔的题为《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以下简称“楼文”)的文章，读了以后，觉得作者不仅没有“进一步解决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反而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对此提出质疑、进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一、从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法的倒退读楼文，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作者对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并且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新提法或政策调整似乎不感兴趣，对于前不久（200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部分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似乎很不理解；整篇文章一味为过去的旧提法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行辩护。这一点从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总体原则”――“坚持效率优先，注重社会公平”可以鲜明地看出来。从表面上看，十六届五中全会及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楼文也提出“注重社会公平”，似乎差别不大，其实，两个提法相去甚远。关键在于：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再提“效率优先”，而楼文却突出地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本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二者并不矛盾，但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看问题，二者却是对立的，既然要“坚持效率优先”，那么所谓“注重社会公平”就只能处于服从的地位。显然，楼文的提法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及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提法是大相径庭的，其提法不是对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法的向前发展，而是从这一提法的严重后退。应该指出的是，理论上的失误，必定会造成对实践的危害。如果我们按照楼文提出的“总体原则”去做，不仅不能解决目前已经相当突出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且会导致这一过大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二、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的历史背景楼文认为，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有历史背景的：“一是1992年十四大刚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而“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二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关系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但在当时，相当一部分地区和行业中，绝对平均主义还很有市场，这样一种社会倾向阻碍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同时也不公平，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不公平。”我认为，楼文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的历史背景所做的这两点说明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说“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并不正确。在这里，楼继伟先生显然忘记了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就可能出乱子。”[1]最近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社会公平的问题，一般也并不主张“效率优先”。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争论中，一部分学者如琼?罗宾逊、勒纳、罗尔斯、米里斯等主张“公平优先”；还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如凯恩斯、萨缪尔森、伯格森、布坎南、奥肯等主张“效率与公平兼顾”；只有一部分属于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如罗宾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是主张“效率优先”的。[2]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怎么可以强调效率优先而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呢？其次，说邓小平关于“沿海和内地关系的两个大局”是“1992年南巡讲话”时“明确提出”的，并且认为那时“绝对平均主义还很有市场”，还是“一种社会倾向”，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邓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其他人和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时间要早得多，而“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时间应该是1988年9月12日，也不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这只要看一看《邓选》里的《中央要有权威》一文就很清楚了。在那里，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至于说反对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问题，时间还要更早。我们在《邓选》里可以看到，其时间大体上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期。这以后，他更多关注的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一点，在“南巡讲话里也是很清楚的。他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4]而到1993年9月16日，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这个问题就讲得更加尖锐了。他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5]邓小平这些非常清楚而又明确的讲话难道不是针对两极分化问题而是针对所谓“绝对平均主义”说的吗？楼文讲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要讲以前许多年的情况而不讲当时正在发生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呢？如果从邓小平1993年9月谈话的真实内容和真实态度这一历史背景出发，显然是不应该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提法”的。三、“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变化是符合倒U型曲线的规律的吗在谈了所谓的“历史背景”以后，楼文又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效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的讨论。”文章特别谈到了所谓“库兹涅茨假设”或所谓“倒U形曲线”。我们知道，俄裔美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中提出，自1929年以后，美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缩小的，而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不是这样，因此从长期来看，在增长的早期阶段，不平等扩大，以后是一个稳定时期，而在增长的后期，则是不平等缩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倒U形的曲线。对这样一个假设，甚至连库兹涅茨自己都说，“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6]这一假设提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在我国，有不少人将其奉为经典，对其深信不疑，但也不乏严肃的批评者。王振中同志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访谈里就引用了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的数字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的数字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它的贫富差距也扩大了许多，“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缩小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前不久，另有一位作者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及其合作者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对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69年到1992年的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s）数据进行了筛选，并对数据最完善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基尼系数作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越是经济增长的后期收入差距越是扩大的结论。并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演化趋势在OECD国家中并不完全符合库兹涅茨假设。人们必须去解释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扩大并在最富裕的（英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里急剧扩大的事实。......对发达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U字型关系，而不是一个倒U字型关系。最近一位学者（ChulheeLee）对美国1968-2000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证实了此间美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事实。之前及随后的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以英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7]但是，楼文却要把这样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说成是一个“规律”，并且在明知存在许多“反例”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说，“多数发达国家历史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变化还是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的”，这就很令人不解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库兹涅茨说的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事实上，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都没有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过程中，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用暴力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大规模地剥夺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小私有制，一方面形成了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这样，就产生了一富一贫的两个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资本的不断积累，更使这样的贫富两极永久化和扩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的产品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8]当然，马克思的话是一百多年前讲的，不能说一百多年来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进步。应该说，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是由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确实做了某些改良，比如缩短了工作日和工作周，增加了一些社会保障的措施，这对于贫富的差距当然起了某些缓解的作用。另外，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也使他们有可能从剥削所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和工人阶级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分享。恩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持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灭绝以后，英国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9]后来，美国取代英国的垄断地位，情况也是这样。这恐怕也是在一段时期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一定程度遏制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只不过是延缓一下其发展的势头罢了。从历史的长时期看，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总的来看不仅不会缩小，而且还要拉大。因此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加尔布雷斯提出的正U形曲线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根据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有一个缩小的过程。四、要全面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坚持“效率优先”的人，往往把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作为他们的理论根据。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只有蛋糕做大，才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楼文也是这样说的。应该说，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恩格斯说，“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10]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很少，为了生存，不使有人饿死，就只能实行平均分配。同样，在战争环境下，可供分配的产品极其匮乏，为了生存，也只能实行平均主义的配给制。人们批判平均主义，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