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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公共课《中国文化概论》第八章古代教育一、古代的学校教育中国封建社会很重视教育,表现在:突出教师的崇高地位,提倡全社会尊师;强调读书的神圣地位,引导全社会敬学。“教”是会意字,意思是一手拿一根棍棒打一个孩子,孩子的头上还有被打的两个记号,说明其本意是以棍棒训子,令其遵循长辈的意志。“育”是形声字,它的篆书字形是个颠倒的“子”字,古人认为颠倒之子即不顺之子,也即不孝之子,以骨肉之情感化、教导不顺之子谓之“育”。由此可见,“教育”二字的古意就是培养人的良好品德,当然,培养的手段离不开棍棒政策。最早把“教育”连起来用的是孟子。《孟子·尽心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上施故从文,下效故从孝”。“育,养子使作善也。不从子而从倒子者,可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易传•彖上》:“蒙以养正,圣功也。”《颜氏家训•勉学篇》:“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三字经》:“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西汉刘向编《说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奴隶社会(殷商)的教育原始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统一,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没有特定的教育场所和教育制度。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出现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向奴隶主贵族子弟单独传授礼乐和御射,教育开始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且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形成了奴隶社会的教育。据文字记载显示,我国在夏代已经有了正式的学校,庠、序、学、校都是那时学校的名称。但有文物作证的学校,迄今所知最早的时代是在商代。殷商学校的名称有庠、序、学、瞽宗等。从文献记载看,大约庠、序属于教育平民子弟的乡学,学则属于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学,而瞽宗则是学习祭礼的学校。西周的教育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是中央设立的学校,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小学设在王宫南边左侧,大学则设在国都的南郊。周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国的大学叫泮宫。当时的教育内容因国学和乡学而有所不同。国学包括了德、行、艺、仪四个方面,具体内容则为六艺:礼(规章制度)、乐(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骑马驾车)、书(历史)、数(数学)等,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小学以书、数为重点。实施教育的目的如《礼记·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泉州泮宫台南泮宫春秋战国的教育商周两代的学校教育,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即古书中说的“学在官府”,这是因为只有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才能入学受教育。春秋时期产生了私学。最早的私学创立者是孔子。他的儒学注重诗、书、礼、乐,同时重视言、德、政、文等才能的培养。当时与儒学并称两大显学的是墨学。孔子以后,官学和私学并重,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双轨制。战国时齐宣王曾在都城设立稷下学宫,并设有祭酒等领导人员,荀子就曾担任这个职位,他所作的《劝学篇》,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论文。山东临淄稷下学宫遗址汉代的教育封建制度确立后,为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国家采取“内法外儒”的文教政策,积极兴办学校。汉代的学校也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最发达。官学中有中央政府主办的太学和鸿都门学,也有地方政府主办的郡国学和校、庠、序等。中国历史上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汉武帝时的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官。鸿都门学是汉灵帝设立的一所专科性质的学校,主要学习辞赋书画,类似今天的文化艺术学院。汉代的地方官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汉武帝时只有郡国学,即郡与国的地方官学。直到汉平帝才明确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设庠,聚(自然村)设序。魏晋南北朝的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晋武帝在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国子学只收五品以上官员弟子入学,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官员子弟的学校,这是晋代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北齐时,改国子学为国子寺,设博士、助教等训教国子。南朝的宋文帝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相当于大学下属的四个系科。隋朝的教育隋唐时统一天下,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隋文帝为了振兴学校教育,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隋炀帝时又改国子寺为国子监,这样,国子监的职能便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唐朝的教育唐代的学校通称为“六学二馆”。六学由国子监领导,分别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属于大学性质,律学、书学、算学属于专门学院性质。二馆即弘文馆和崇文馆,都是大学性质。二馆学生资格高于国子学,仅限皇亲国戚及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唐代的学校教育体系完备,有入学考试、修业年限、考试、重学、退学等。唐代规定,学生要向老师行束脩之礼,束脩是学生与老师初次见面时敬奉的礼物。唐代六学中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就读,如新罗、百济、高丽、日本等国,其中以日本学生最多,对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二、明清时代的国子监国子监最初只是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后来在发展演变中与国子学合一,到明代已取代国子学,成为兼有行政机关和最高学府两种性质的东西。到清代又取代太学,成为国家唯一的最高学府,但其职权已大大缩小,不再是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国子监的机构设置国子监的最高领导人为祭酒,称作国子祭酒,由学识渊博、声望较高的儒家学者担任。北京国子监的第一任祭酒是元代著名学者姚燧。国子监的副职是司业,协助祭酒管理全监事务,类似今天的常务副校长。司业以下为监丞,坐绳愆厅办公;典簿,坐典簿厅办公;典籍,坐典籍厅办公,类似今天的大学图书馆馆长,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任此职;博士和助教,分坐博士厅和六堂工作,负责讲解经义,他们就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师和讲师。入国子监学习的人叫监生。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沿用的最高学府。始建于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东与孔庙毗邻,这就是封建社会规定的“左庙右学”。国子监的主要建筑是辟雍殿,四周围绕一个圆形水池叫“泮水”。汉代以来大学内多设辟雍,供皇帝讲学,皇帝讲学时太学的官员和学生要跪在泮水四周聆听。辟雍以北是“彝伦堂”,意为法规和伦理之堂,是讲习经义的地方。辟雍两侧,设“率性”、“诚心”、“崇志”、“修道”、“正义”、“广业”六堂,是教室。彝伦堂两侧为四厅:典簿厅负责文书财会。绳愆厅负责制度和纪律,典籍厅负责图书资料,博士厅负责讲授经义,它们是国子监内的行政和教学管理机构。泮水彝伦堂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学生叫监生。明清时代因入学资格不同分四类:1、举监,会试落地,由翰林院择优选送入监的;2、贡监,从地方学校选拔入监的;3、荫监,三品以上官员子弟靠父荫入监的;4、例监,因监生缺额由普通人家捐资而特许其子弟入监的。外国留学生在监就读,称为“夷生”。监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程朱学派注释的《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八股文是必修课程。通《四书》而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为初级班;一年半以后经考试升入修道、诚心二堂为中级班;又一年半以后,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为高级班,再一年结业。国子监的制度明代的国子监实行“会食”和“历事”制度。会食是会餐,进餐前鸣铎传唱:“食不语,坐必安。”会食制度是培养监生极严格的言行举止。历事类似实习,即将监生分往衙门各司学习政事,熟悉政务,为以后任官做准备。开始时为半年,后改为三个月,一般为白天实习,晚上归舍;实习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明清入监学生的待遇极为优厚,衣食住全由国家供给;已婚者还可养其家小,未婚者赐钱婚聘,回家探亲还发给路费。但在思想和行为上却控制极严,凡上课、起居、饮食、衣服、沐浴及告假出入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小有过失,即行处罚。对那些挟妓嫖赌、出入官衙、寻衅闹事者,还要按律惩治,轻者笞打,重则处死。三、书院的兴起与衰落书院是我国封建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有些相当于今天的私立大学,是从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发展而来的,从宋代到清末,历时一千余年,其管理制度和教学方式都与国子监与太学等有重大区别,在我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较早的书院据地方志记载,最早出现的书院是唐开元年间遂宁人张九宗创办的书院,但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而不是一个讲学授徒的机构。其后,史书记载的于开元年间设立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都设在宫中,也不用于讲学,而是整理和校勘国家藏书的场所。直到唐代的中晚期,一些私人建立的书院才开始教授生徒,引发了教育书院的诞生。教育书院的出现和兴起是在宋代初年。北宋的书院宋朝建立以后,官学没有什么发展。而散居于草野的读书人,由于国家的初步统一和安定,产生了强烈的进身要求,希望通过读书获得功名。书院教育就开始兴盛起来。宋朝统治者看到民办书院解决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培养的人才也有助于维护它的统治,就从政策和物资方面给予支持,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此时出现了一些大的书院,如石鼓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茅山书院等。但为时不长,北宋的书院就冷落下来。原因是宋王朝把兴办教育的重点转向官学,一方面是书院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内政和外交的大量需要,另一方面是北宋的一些名臣如范仲淹、王安石等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读书人看到通过官学才有进身机会,书院教育也就冷落下来。南宋的书院南宋时,官学腐败,州县学校有名无实,而兴盛起来的理学又需要宣讲的场所。这时,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相继恢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亲自讲课,指导生徒,各地纷纷效法,蔚然成风,书院有了迅速的发展,数量众多,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二个高潮。当时的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四个书院,因张栻、朱熹、吕祖谦和陆九渊的主持,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理学学术中心,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元朝的书院元朝政府对书院的政策,一是提倡利用,二是加强控制,尽力使书院教育官学化。元朝建立以后,首先由中央政府设立太极书院,是一所官办的书院,与南宋书院已截然不同。及至统一江南以后,许多南宋名儒不愿在元朝政府做官,退居山林讲学。元朝政府也不强其所难,反而给予鼓励和支持,因此,元代书院也比较兴盛,但元朝政府把书院的领导权控制在手里,书院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由政府委派,或经政府批准。明朝的书院明代初年,注重官学,提倡科举,书院又一次衰落。明代中叶以后,政治黑暗,科举腐败,以王守仁等为代表的儒学名士借书院宣传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发动思想解放运动,书院教育重又兴起,成为书院教育的第三个高潮。这时书院教育的特点就是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政治活动威胁到封建统治,书院屡遭禁限。“东林学案”发生在无锡的“东林书院”。书院的主持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以东林书院为中心,“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专权的宦官头子魏忠贤,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听讲,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因而被视为“东林党人”遭到残酷的镇压。清朝的书院清朝建立之初,怀疑书院为群聚党徒之所,曾极力加以抑制。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准许在各省省会设立一所书院,领导人由政府任命,经费由国家拨给,教育为科举做准备,这已完全成为官办书院了。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宋代的理学有密切关系,历代书院都以研究和讲解理学为根本,书院和理学是互为表里。基本教材是《四书》、《五经》,辅助教材是理学家的著作和语录,如程颐的《伊川语录》、朱熹的《朱子语录》、王守仁的《传习录》等。教学方法最重要的是学生自学。朱熹提出了六条读书原则: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着紧用力。朱熹创立的“讲会制度”,即不同学派的学术辩论制度。最著名的就是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书院的组织结构书院的组织结构开初比较简单,官学化以后日渐复杂。以清代大书院为例,设有山长、副山长、堂长、管干、典谒、经长、学长、引赞、伙夫、门斗等行政和教学管理人员。山长是书院的最高负责人,聘请海内名儒担任;堂长主管教务;管干负责财务和后勤;典谒负责接待;经长分管习经;学长分管习事;引赞负责接引来宾;伙夫负责膳食;门斗负责门卫和夜间巡守。学生在院中分斋(教室)学习。各斋的功用不同。书院的学规明确而又严格。第一个完整系统的书院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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