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序言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着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因此，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昀后再以一本专着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理由，在本着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创作，除去魏特林德著作外，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本着作的要点。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相反，我认为，本着作的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ＸＬ〕这样的工作还没完成－不彻底性是必然的，因为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发生怀疑，于是就怯懦地，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而且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的恼恨。仔细考察起来，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行因素的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去显示哲学的消极分解，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加以详细的论证。第一手稿工资〔Ｉ〕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工人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因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畜类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昀低工资。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它任何产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末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任何其它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末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会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会脱离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它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工人无条件地要遭到昀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它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ＩＩ〕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比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资的影响小。一般情况是，有的地方工资提高，有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数据的价格远为稳定。两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二者互相抵消。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数据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二者互相抵消。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数据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我们且举社会可能所处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工人在其中的地位。（１）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末工人所受的痛苦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所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ＩＩＩ〕（２）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处于财富日益增尽的状态呢？那就是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可能：（ａ）大量劳动累积起来，因为资本是累积的劳动；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剥夺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数据和活动数据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的手中。2  （ｂ）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扩大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在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ＩＶ〕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ｃ）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家的积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种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正像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过度劳动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资本的积累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Ｖ〕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导致资本的积累：因而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昀后，正像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工人的数量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昀低限度。这就是对工人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增进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然而，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３）“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工资缩减到仅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合，所以这个人数不能再增加了。”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ＶＩ〕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庶人的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一般是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又会导致这种昀富裕的状态，那末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应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商品利息的提高会像单利和复利那样影响商品的价格。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了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的尊严。懒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于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部分工人在昀好的情况下挣得的部分，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ＶＩＩ〕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大自然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值更具有偶然性、更受波动的了。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限于贫困并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使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而跟着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而社会却总是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１）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上述其它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２）因为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纯产品，而区分纯产品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但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让给工人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工人、劳动所打的回扣。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