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效合同的认定与处理

论无效合同的认定与处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无效经济合同约占经济合同总量的10％至15％，合同大量无效致使每年约有3000亿至4000亿元的合同金额得不到履行。这种现象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后果：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商事主体对合同产生不信任感；有利于违约当事人，给违约当事人提供了可靠的避风港。无效合同大量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事人无法制观念，故意违法；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原合同法制度有关。原合同法制度过于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过于强调保护交易安全。本文力求从司法的角度结合实践中的案例剖析无效合同认定和处理的立法和司法的问题，以求得到共识，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新的《合同法》。一、原合同法制度确认三种常规案件无效的质疑。非法人组织机构对外缔约的案件、超范围经营的案件、未经房屋登记机关核准的财产租赁纠纷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被确认为无效。上述三种案件无效认定后，在理论界引起学者的反对，认为无效合同的范围应作严格限定。上述三种案件属常规案件，在经济合同案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讨论已是当务之急。（一）关于非法人组织机构对外缔约效力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和原《经济合同法》未作规定，国家工商局1985年《关于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和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了非法人团体对外签订合同无效的问题，理论依据是把非法人团体等同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里需要弄清：非法人组织机构和法人的关系是否能等同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间的关系，非法人组织机构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何区别。非法人组织机构和法人的实际差别仅在于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非法人组织机构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有本质的区别：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弱小或生理有缺陷，立法保护使其免受损害为历代民法所公认的法则，但非法人组织机构不存在弱小问题，保护的意义就无从谈起。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缔约无效的因素无需考虑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但确认非法人组织机构缔约效力不考虑第三人的利益显然是不公平的。由此二者的关系是不能等同的。从各国的立法来看，大多数国家对非法人组织机构签订的合同不作无效处理。例如，德国法虽认为非法人组织机构为无权利社团，但对其适用合伙的规定。判例法国家承认非法人团体享有人格权，与法人无异。笔者认为，从保护善意人的利益出发，非法人组织机构对外缔约除善意人有重大过失外，应确认合同有效。例如：在审理紫竹院分公司和华燕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中，遇到了紫竹院分公司主体资格不合法问题，认定此案无效的处理后果就是判决法人型联营体花园酒楼解散，而如果认定有效，联营体不解散，既有利于鼓励交易，又并不与维护交易安全相悖。值得注意的是：新《合同法》对此规定比较模糊，有待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把握。（二）关于超越法人目的的合同，即超范围经营问题《企业法人登记条例》第9条规定：法人要登记经营范围；《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的司法解释由此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公司登记核准制度，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无效。但这种规定与转轨时期国家倡导的多种经营不相协调，反映到司法实践中因超范围经营认定无效的案件越来越多。1993年上海会议纪要力求改变这一现状，提出了可酌定有效的观点，后来由于酌定标准不确定出现了执法不统一现象。工商管理机关也认为核淮经营范围意义得不到体现，此宽松政策在上述阻力面前便昙花一现，又恢复到原来的绝对无效的观点。但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超范围经营无效导向是消极的：一是容易扼杀新的经营方式。如：个体运输户应工地要求为工地送石砖，以送货为主以卖货为辅的经营方式加快了经济快速流转，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经营活动，但现行的登记机关不予核准其售货的经营范围，使这种经营方式只能流产。二是造成当事人在经营范围内容解释上作文章。如在审理一加工承揽合同经营纠纷时，承揽方没有加工电视屏幕的经营范围，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释为有，这是地方保护主义左右法律的最真实的体现。从世界范围来看，欧陆各国的公司法一般都规定，公司的缔约行为超越章程范围时，如不能证明相对人为恶意，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此类合同仍有效。英美法传统的越权规则也因为有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予以废除。如1989年英国在公司法修改中彻底否定了越权规则，规定公司章程大纲对公司经营目的的任何限制都不足以影响公司具体行为的有效性。现代立法的趋势总的来说是加强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市场经济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产品要走出国门，这就要求我国的立法尽可能的与国际接轨，超范围经营无效的规定亟待取消。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新《合同法》第50条只是从主体权限的角度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作出了原则上有效的规定。但对超范围经营问题司法实践中仍有模糊认识。如何界定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对超范围经营问题，再比如，居间合同等特殊合同案件的经营范围如何审查问题，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三）关于未经房管部门备案财产租赁合同确认无效问题财产租赁合同根据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划为要式合同，未依法核准登记一律无效。这一规定不仅理论界有异议，在司法界也有争议，各地法院的判决不统一，直接导致了执法的不严肃性，讨论很有必要。讨论的问题是此类要式合同是对合同成立的要求？还是对合同生效的要求？合同不成立和合同无效有何区别？我国原《经济合同法》第6条规定：“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原《经济合同法》的该条规定没有严格区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问题。但经济合同成立与生效具有本质的不同，合同成立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是当事人意思一致的一种事实状态。合同无效取决于国家对已经成立的合同的态度和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合同不成立的处理结果和合同无效的处理结果截然不同，合同一旦被宣告不成立，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赔偿另一方遭受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当事人已经作出了履行，则应当各自向对方返还已接受的履行。合同成立只产生民事责任问题，而不产生其他的法律责任；而对于无效合同来说，不仅要产生缔约过失责任、返还不当得利等民事责任，而且将可能产生引起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区分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意义在于避免将一些已经成立的但不具备生效要件的合同，都作为无效合同对待；对于许多仅仅是某些条款不具备或不明确的合同，通过解释的方法或根据法律的补缺性规定努力促使合同成立，达到鼓励交易，减少财产损失和浪费的目的。财产租赁合同根据法律规定的内涵来确定，登记备案的形式要件属于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事实状态的确认，此种确认与对合同效力评价不同。效力评价机关只能是法院和仲裁机关。所以如果当事人未根据法律的规定履行登记手续，应认定为合同不成立。实践中，此类案件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按无效认定后，出租方只能收取损失费，高于损失费几倍的租赁费，有的法院予以追缴，有的不做处理。随着房改的发展，出租房屋越来越多，一律按追缴处理打击面太广，产权人毕竟有权行使自己的处分权。但不做处理，显然让承租方得了便宜，处理结果显失公平。综合考虑，司法实践中房管局和法院达成一种折中的处理办法：合同认定无效，租金按约定给付。但这种认定和处理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有失法律的严肃性。新《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规定为这一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司法实践中关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问题仍是一个热点。如：某金融公司的股东转让股权，一是要经董事会同意；二是要经人民银行批准。确认该转让协议的成立与生效直接涉及到实体问题的处理。因为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往往已经先予履行。所以仍要认真把握。二、关于合同效力的转换根据民商法理论，无效合同分为三种情况：绝对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和相对无效，其中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认定为绝对无效；无权代理、超越代理权限等因主体问题有可能导致无效的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追认后为有效；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合同由受欺诈当事人特别主张而定，认定为相对无效。原合同法无效制度未严格区分绝对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和相对无效，将一些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合同归类为绝对无效，同时，对其又不承认合同效力的转换，这无疑也是无效合同大量存在的原因。笔者认为，欠缺有效要素的合同，有的是当事人主观违法，有的是当事人客观违法，违法的原因不同，处理也应区别对待。无效合同毕竟是消灭交易，应给当事人以补救余地。将一些因主体问题可能无效的合同允许追认有效，将一些欺诈、胁迫的合同允许受欺诈者撤销，必将提高社会的信用和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无效合同除允许当事人补救外，法官能否从无效合同的法律行为中提出约束当事人有效的法律行为？即无效合同的法律行为能否更换？德国民法认为，法官有权代替当事人重做一个从法律方面来说当事人设计不够完善的法律行为。《德国民法典》第140条规定：“凡是无效的法律行为具备其他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如可认为当事人若知其无效，即有替代之意思的，则其他法律行为即发生效力。”此条的立法理由是法官解释私法律行为以该法律行为所追求的经济目的为重点，而不应以法律行为的法律目的为重点，法律目的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和法律技术。德国法充分考虑当事人经济目的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如出租车卖车承包合同纠纷，有的当事人对未来的卖车条款进行约定：不能卖车发生纠纷如何处理。如果承认合同效力的更换，纠纷就容易解决，我国的经济目标的实现又会增加一个砝码。三、无效合同返还的性质及退还不能的探讨（一）关于返还的性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16条明确规定：“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新《合同法》第58条仍然规定：“合同无效或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在司法中，大家对这条法规已背的烂熟，但并非人人都知悉合同法为什么要这么规定，这么规定的法理依据是什么？在此探讨一下无疑有利于执法。合同无效的财产返还，是在合同已被履行，有财物给付的情况下发生的。返还的依据在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返还财产属于债权性质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给付行为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后果，接受财产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所取得的财产自有根据变为无根据，这种情况属不当得利。基于不当得利返还原则，受益人应返还所获得的一切不当利益，返还的范围包括实际所受的利益，基于原物的占有取得的收益、基于权利的取得而获得的利益、以及原物因第三人的毁损和占有而获得的赔偿金和保险金等。适用不当得利返还原则，在考虑返还范围时应根据善意和恶意来确定。返还义务人取得的财产出于善意时，返还的范围仅限于现存的财产，对非因其过错而灭失的财产（如装饰涂料已使用），可以免责。德国、日本采用上述观点。该说存在的缺点是：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目的是使受益人返还其所受的利益，而不是填补为对待给付一方当事人所受的损失。因此，削弱了法律对财产所有人的保护强度。另一种观点认为返还财产就是返还原物，在性质上属于基于物权所产生的物上请求权。合同被确认无效，一方先前交付给另一方的财产并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仅为占有之移转，已经接受财产的一方，应将财产返还给原所有人。返还原物请求权不论受让人是否具有过错，都负有返还义务，返还的范围仅限于原物及其孳息，返还的目的是使原物恢复原状。前苏联民法采用此种观点。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依据无效经济合同这一民事行为是否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问题。所有权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物上请求权认为所有权并未转移，转移的是占有；不当得利请求权认为所有权已经转移，若不承认转移，就无从谈返还。两种观点直接涉及到处理后果问题，如物上请求权无需考虑过错，但不当得利请求权需要根据过错责任承担损失；物上请求权并不需要实际的损害发生；若财务已转移给第三人，不当得利请求权不能对第三人提出主张，但物上请求权得向第三人主张。对此，笔者认为物上请求权更易于解释返还财产应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但并非所有的无效合同的处理都能恢复到缔约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