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脉络

1古典文献——导论一、中国早期法制史，习惯法时代，以《禹刑》、《汤刑》、《周礼》为代表作。《禹刑》仅见于《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二、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时代，分为五个阶段：（一）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是当时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法经》作为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法经》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前四篇“正律”、杂律和具律，主要内容是治“盗”“贼”。（二）秦汉时期，《秦律》秦代法律的总称。秦律主要内容是保护封建基础，维护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制度；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镇压农民的反抗活动；保护官府和私人占有奴隶；保护官僚地主特权的诉讼制度和监狱管理制度。《九章律》亦称《汉律九章》。汉高祖统一中国后颁行的法典。相国萧何依照秦法，适应新形势，制定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前六篇大体与秦律相同，源于李悝的《法经》，后三篇新增关于户口、赋役、兴造、畜产、仓库等项的规定。原文已经失传。（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国时期，魏、蜀、吴政权均各自立法，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律是《魏律》。由于它是对汉律的改革，故当时称为《新律》；为了同北朝的魏律相区别，通常称作《曹魏律》。法律繁多庞杂是秦汉早期法律的突出特点之一。魏明帝曹睿即位后，于太和三年（229年）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其篇名分别是：刑名、盗律、劫略、贼律、诈律、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兴擅、乏留、惊事、偿赃、户律、捕律、杂律、免坐。《魏律》进一步调整了法典的结构与内容，是中国封建法律在系统和科学上进了一大步。《晋律》在《魏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首先是篇目，从十八到二十，体例的设置、条文的安排更为合理，用词也更确切。《晋律》将《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总则部分。其次，礼律的进一步融合，如设立了“杂抵罪”，成为后来官当的雏形。在礼的原则指导下，礼的内容有的直接写成了法律条文，如正式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其中“五服”的服制关系由近到远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晋律》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再则，《晋律》中的法律概念更加明确，而且第一次正确区别了律和令两个重要法律概念。将律解释为定罪量刑为主的法典，令则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典。从此以后，令便成为和律并立的法典。《北齐律》是北齐代替东魏后，武成帝命高等人编撰而成，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对于《开皇律》乃至《唐律疏议》都有直接的影响。篇目共十二篇，即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其重要内容有：创新并确立了“重罪十条”，这是后来“十恶”的起源；将《晋律》中的《刑名》和《法2例》合并为《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篇目由二十精简为十二，这也被隋唐继承；演戏北魏五刑确立封建五刑制的雏形，即死、流、徒、杖、鞭（隋唐改为笞）。，规定杖刑为十、二十、三十共计三等，鞭刑为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一百共五等。刑罪即劳役刑一年至五年共计五等，流刑为一等，死刑为绞、斩、枭首、缳四等，一共由十八等构成。《北齐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法典，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变化、成熟、定型的重要时期，而《北齐律》则是最后定型、有草创贡献的律典，后来的隋唐法制如果没有《北齐律》的基础，是很难有那么大的成就的。（四）隋唐时期，《唐律疏议》为代表法典，《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三十卷。《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五）宋元明清时期，古代法制走向极端专制的时期。宋朝没有像唐、明清那样的律典名称，这是一个特例，宋朝只有相当于唐律的《宋刑统》。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间有了一个混乱的五代十国，所以宋朝继承的法律名称没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统”名称，结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统》。后来，由大理寺刻板印刷发行全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不过，《宋刑统》和唐律一样也是十二篇，除了个别要避讳的字外，内容和唐律竟然基本一致，可见唐律对于《宋刑统》巨大影响。除了大量本朝的诏敕外，也收录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诏敕，作为参考。五刑制度也是沿用了唐律的规定，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如议、请、减、赎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罚也有了一些变化，如凌迟刑的开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时期。《大明律》，是中国明朝法令条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４６０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3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在刑法上，《大明律》渊源于《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即所谓正刑，其它如律例内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为明代所创。所谓廷杖就是朱元璋开始实行的，其它《大明律》未规定的酷法漤刑也层出不穷。至于锦衣卫的“诏狱”杀人最惨，为害最甚。其后又有东厂、西厂、内厂相继设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直到明亡。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清朝的传世基本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乾隆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三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高宗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的基本法典。三、近现代法制（一）清末变法修律，清末预备立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大清新律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三）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首部正式颁行的宪法。（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宪法》形成“六法体系”，法律制度明显具有双重性，人民无权，独夫集权，把宪法抽象的民主自由条款加以具体切实的否定，保护封建剥削，加强官僚垄断经济之实。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1月1日由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计14章175条。《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特点是：以自由平等为标榜，坚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名，保障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和官僚资本的经济垄断；以“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之名，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