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再探

《长恨歌》主题再探陈峰摘要：对于《长恨歌》主题的定位，多年来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在评价各派观点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作品，就作品的思想艺术及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着重从“悲剧”与“怨恨”两方面着手，从而感受那份以爱情毁灭爱情、以自己的成就绊倒自己的无奈的感伤：这里有唐明皇、杨贵妃、白居易、大唐千千万万子民的悲苦与怨恨，也有每一位读者感到的在自然法则面前人永远是悲剧的主角，以及对于美好事物难以久存的“绵绵长恨”，可以说是无人不悲，无人不恨，恨后更悲。《长恨歌》就是一曲人世间的长恨悲歌。关键词：《长恨歌》主题悲剧感伤一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元年的《长恨歌》，以其典型的悲剧品格和浓郁的抒情素质，为白居易赢得了身前身后名。不朽杰作《长恨歌》，真可谓以“出世之才”写“希代之事”①或者说是“以绝好题目，做绝好文章”。②所以，它一问世就博得万口竟传、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唐宣宗李枕《吊白居易》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甚至连当时的歌儿舞女也以能“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高其价。白居易长篇古体诗《长恨歌》研究的焦点在主题。《长恨歌》主题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参与讨论者之众，论文之多，涉及之广，各种观点驳杂、分歧之大，甚为罕见。大体说来，过去时代的诗论家，大抵以是否有益于“箴规”和“劝诫”为准的，也有在“叙艳情”与“存炯戒”之间持折中态度的，至于更广大的读者层，他们只是流连其情节的离奇曲折、可歌可泣，他们都为作品的巨大魅力所倾倒，但他们大都无暇（或无力）对作品的主题思想给予咀嚼和品评，做出明晰的理性判断。文学批评的发展，往往是同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本世纪的前半期，从1929年俞平伯“隐事说”③的提出，到1947年陈寅恪《〈长恨歌〉笺证》的发表，对作品主题思想的探讨虽甚有创获，但总的看来，发表的文章不多，探讨还有待于深入。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先后形成了以下几派观点：“隐事说”、讽喻说、爱情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造成对《长恨歌》主题的歧解，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它作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经典之作、蕴涵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与艺术信息之外，还有作品本身题材的特殊性、表现手法的独特性、作者创作思想上的矛盾以及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等值得正视。针对《长恨歌》主题讨论中出现的迷误与困惑，本文试图在检讨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基础上，结合作品本身，对《长恨歌》主题作全方位的审视与多层次的把握，并以《长恨歌》作为典型的悲剧题材及悲剧意蕴，着重从“悲苦”与“怨恨”两方面着手，从而把《长恨歌》的主题思想理解为是一曲因悲而恨、愈恨愈悲、悲中有恨、恨中含悲的人世长恨悲歌。为此，我们须从检讨现有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入手。二下面，我们以各派观点出现的时间为序，逐一的作一番检讨。1，“隐事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俞平伯发表其《〈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揭开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摈弃传统，对《长恨歌》主题作大胆自由探索的序幕，提出了“隐事”的观点。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周煦良发表《〈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④又将“隐事”说重新提出。然而，“隐事”说的首倡者俞平伯先生却明确表示：其旧说虽“似有所获，以左证不足，难以定论；”并指出：“讽刺而用曲笔”，是此诗写法上的特点。“本意固是惩尤物，窒乱阶，却又不能扬家丑、显国恶，故褒贬互用，美中有刺”。可见，俞先生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见解实近于讽喻说。2，讽喻说。详细论证讽喻主题说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文章，是1947年陈寅恪先生发表的《〈长恨歌〉笺证》。1983年，周天先生又出版其《〈长恨歌〉笺证稿》一书，对讽喻主题说作了更为详尽的补充论证。其要点是：以史证诗、《歌》、《传》的不可分离、以《上阳人》等讽喻诗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结合作者的诗论和创作主张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方法的失误往往导致学术研究的误操作，讽喻主题说的主要不足大约正在这里。史是史，诗是诗，虽然二者在古代有时不易截然划清界限，有些诗歌确实能补历史之缺失，但二者又毕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种东西，一追求真，一追求美，因此，以史证诗不应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更不应该是主导的或其本质的方法；其次，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再次，陈允吉先生《歌》《传》一体之说问世后，提出相反意见者不在少数，其观点还存在较大的可商榷的余地。而且，陈先生认为通行本《长恨歌传》为白居易所删缺乏有力证据，其“惩尤物，窒乱阶”能否代表白居易对李、杨故事的看法还是一个疑问。3，爱情说。爱情主题说的观点，与讽喻说针锋相对，大都强调把《歌》与《传》分开，把“文学”同“历史”加以区别，要求更多地着眼于作品的审美因素与艺术特点，从而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对题材的剪裁处理等方面表现出的艺术匠心，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⑤一文，史料考据与理论分析并重，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了爱情说的一些主要论点。在当前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论争中，爱情说在我国学术史界虽似略占上风，但远未被“定于一尊”。对它的非议与责难也是颇尖锐的。“爱情说”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清本质，《长恨歌》表面是写李杨爱情，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也是以李、杨爱情故事为基础的，但此说错就错在把现象当本质，其实诗歌中流露的那一份悲情，那一份怨情才是最主要的。4，双重及多重主题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论争中，伴随着讽喻主题说与爱情主题说的尖锐对立，出现了企图融合两派观点以解决它们之间矛盾冲突的双重主题说。在当时，它曾是同讽喻说、爱情说鼎足而立的有影响的一派。蹇长春提出三重主题说认为“一篇作品一个主题”的艺术教条长期禁锢着我们的头脑，“单线直观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限制和束缚着我们的视野和手脚”，应当“摈弃单一的主题说的僵化模式，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喻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托和附丽，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陈慧敏认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这样的长篇巨制，不大可能只是一种视角，而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并融入了种种复杂的情绪”“关于其多种主题的争论，若非实在荒谬无稽，都可以在这部丰富的作品中找到不同程度的应证”“以前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种种争论，并不是绝对的互相排斥，他们都有某方面的依据和合理性，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融通，从而共同构建出《长恨歌》的多重意蕴”，也反对“追求一个定于一尊主题的解释”。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重及多重主题是对前面几类观点的调和和折中。因为除“隐事”说以外，一般都有言之确凿的材料或文本依托，大都揭示了《长恨歌》这首本身十分复杂的长诗的某些思想因素或内容的某一侧面。双重及多重主题说干脆认为诸说都有片面性，不如兼收并蓄，并致力于探求形成双重或多重主题的因素。5，感伤说。本来，白居易本人为其诗歌分类时曾明确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一类，从“感伤”的角度探讨作品的主题，本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感伤说作为一派独立观点介入《长恨歌》主题的论争，却是八十年代初才出现的。发表的论文虽为数不多，但其思路和视角，却令人耳目一新。很可能成为全面解决《长恨歌》主题论争的一个突破口。1984年，王新霞发表了她的硕士论文《从时代色彩看〈长恨歌〉之主题》，明确提出：《长恨歌》是一首“感伤盛世衰亡的长诗”，是一曲感伤一去不复返的繁荣时代的“无尽的哀歌”。“长恨的含义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诗歌中直接描写的李杨爱情悲剧性结局的长恨，另一方面是作者借这个题材所要抒写的哀伤盛世衰亡的长恨，前者是现象，后者才上一本质。”1985年，陈允吉发表《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之故事的构成》⑦一文，其主旨在于从变文中探讨《长恨歌》的本事。该文明确提出《长恨歌》是一首感伤诗，并对其感伤主题作了扼要的论述，这标志着感伤主题说的正式提出。此文关于《长恨歌》感伤主题的论述，标志着《长恨歌》主题探讨和论争中，一派新的观点的确立，这应看作读一《长恨歌》主题内涵的深层次把握的一个突破性进展。6，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永年称受陈寅恪“以史证诗”方法的启发，对《长恨歌》试作全面探讨，于是指出“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思想上则说不上什么。”这是消极的结论。作为无主题说的一个变例是泛主题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维治主张可以承认“不同时代”、“同一时代不同阶层”，“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领略其魅力”，这样“（主题）十分古老却又日新月异、优秀作品的生命力也即在此”。⑧刘维治强调接受者的主观作用，认为各种理解都有合理性，而且对《长恨歌》的理解不同，《长恨歌》的主题也可以发生变化。双重、多重主题说与无主题、泛主题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基于爱情、讽喻，感伤等诸说难以调和而可能都有所不足而提出的解释。三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虽取材于历史，但也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表现了作家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所以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在不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前提下，完全有取舍、改造、生发的自由。唐明皇的人生悲剧，具有典型的古希腊特色。悲剧的最深隐的根源不在爱情本身，而在不合理的封建君主专制，问题的关键不在君主应不应该“遇倾城色”，而在如何对君主的权力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与制约。李杨的爱情，本身是合理的，但“赢了情场，弛了纲场”，对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责任，该由谁负责呢？“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六军“不是如安禄山一样的邪恶势力，它代表着正义，是不容对抗、不容否定的力量。李隆基正是在一方是所爱，一方是正义对峙的两难境地才感到伤心蚀骨的“无奈何”的。这里没有单纯的善与恶的冲突，有的只是善与美的交锋。白居易让美的血在坚不可催的善的面前的飞溅，逼迫读者发出终极的追问：为什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是什么力量在冥冥之中支派着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东西把他们的爱情推入了悲剧的深渊。伴随着唐明皇的人生悲剧，杨贵妃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呢？“宛转娥眉马前死”、“话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她的悲剧在本质上是当时社会文化制度对女性的歧视与不公，马嵬坡军士哗变使她成为统治者权利之争的牺牲品，成了替罪养，一个普通的女性，在男权社会得到帝王的独宠尤爱的也就拥有甚至超越了当时社会文化规定下女性的最高价值。把废钟毁鼎的罪责加在一个女子身上，这无疑是个悲剧。那种罪责杨贵妃承担不起，封建社会的所有女性也同样承担不起。“六军”是拆散李杨的直接力量，站在“六军”之后的千千万万大唐子民，战乱在人们心理上留下的创伤更是难以愈合，以致抚今惜古，忆古悼旧的情绪久久流露于唐人的笔端墨底。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伤心不忍问老旧，复恐初从离乱说”（《忆昔二首》）。杜工部的心情是极为悲痛沉重的。“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力揭露了安史之乱对整个社会的巨大破坏和影响。百年之业，毁于一旦。昔日的繁华昌盛已成为人们梦中短暂的回忆，现实的萧条景象却是人们生活中长久的深重痛苦与难以挣脱的精神炼狱。以创造灿烂辉煌的文化为自豪的唐人要经受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其心理上的痛苦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这是国家悲剧，也是人民悲剧。作为亿万人民当中一员的白居易，其自身有着更大的悲剧性。从仕途上来说，他刚入仕途，具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但开元盛世任人唯才的仕子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就从心理上不可避免地对昔日的开元盛世有强烈而浓厚的追惜之情，以此来排遣自己心中的不快，面对自己的爱情也是如此，他在塑造理想爱情的同时，暗含了对自己爱情历程的怀念、哀悼。他把自己深埋于心的痛极之情渗入李杨身上终得以直接抒发，一吐为快，对自己行却不得独善的命运作以悲痛之极的哀悼。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白居易不可能在封建文化的围城中超越封建思想的束